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
--论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意义

贺仲明
　　
　　
　　摘要  周立波对文学本土化进行了深层的探索，他深入乡村生活寻找文学细节、人物和语言，并将古典和西方文学艺术与本土生活进行了自然的融合，多层面地描画了乡村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应该得到更积极的评价，他的本土化探索也具有突出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文学  本土化  深层探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周立波获得的文学史评价与其创作实践有着一定的错位。他创作于40年代，艺术上处于探索阶段的《暴风骤雨》因其与时代政治的契合而获得较高的文学史评价，而其代表作《山乡巨变》虽然在发表之初曾得到过评论家们的大力肯定，但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却始终囿限于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否定背景中，评价一直不高。这也影响到对其文学地位的整体认定。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山乡巨变》和周立波的整体文学创作，对其价值进行了新的发掘和评判，但尚未形成学界的共识（1）。本文试图从新文学本土化的角度继续深化这一话题，以期引起大家新的思考。

一
　　
　　对于脱胎于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新文学来说，欲实现充分的成熟和独立，必须经过两方面的本土化转换：一是传统与现代的融会，二是西方文学形式的中国化。因为一方面，高度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学在其漫长发展中，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新文学要想进入生活的深层世界，必然要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上的联系；同样，新文学的形式技巧借鉴自西方，要真正将这些“有意味的形式”与中国人的生活交融起来，使它得到中国大众的认可，需要经过本土文化的调整和改造。至于怎样才是实现了文学的本土化，学术界存在着许多种意见。我以为，本土化应该包括两个基本核心：一是本土文化的深入，二是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本土化文学必须深入地揭示民族文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呈现出民族的独特处，同时在审美精神上具有民族特点，获得时代大众的基本认同。但是，本土化绝对不是孤立封闭，它应该是与外在文化有所交融，尤其是受到现代精神洗礼，体现出本土与外在、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统一。具体到文学作品中，本土化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真实地再现最基层的大众生活，表现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风俗和自然景观。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每一民族的这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些差别性之间，习俗恐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构成着它们最显著的特征。”（2）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往往是隐藏在具体的生活背后，尤其是隐藏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的真实还原，也就是对民族独特性的自然呈现，是文学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其次，塑造出蕴涵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形象。人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是文化最鲜活而直接的体现者，也是现实生活的主体。对人的塑造，能够通过其复杂生存状况和社会关系，通过对他们内心的困惑、希望和梦想的揭示，将民族文化精神具象化，唤醒深层文化的现代回响。所以，丰富动人的人物形象画廊是文学本土化的最生动体现——就像老舍，我们说他最真切地表现了北京的本土文化精神，主要是因为他塑造了常四爷、王利发、虎妞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再现了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世界。
　　第三，文学形式的充分民族化和生活化。任何文学都有其独立的艺术特点和艺术方法，只有将它们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与现实和民族的审美习惯相和谐，这些技巧和特点才会具有生命气息，才能融化为本土文化之一部分。在所有的文学形式当中，语言的本土化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方面，语言是民族精神最直接而深刻的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评议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3）没有生活化的语言，就不可能揭示出深层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对文学人物的塑造，与文学细节的真实鲜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语言应用的是否本色和生动，直接关系到生活再现和人物塑造的成败，也关系到文学是否具有可读性，能否被大众所接受。
　　在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道路上，存在着不同题材和不同文体的差异。从题材而言，最早成熟的是知识分子题材，因为作家们表现的是自己身边的生活，也因为知识分子大多身兼传统和西方文化素养，作家们在表现这类生活时比较挚切，文学与生活也比较容易实现同一。市民生活题材也成熟得比较早。因为中国有较发达的市民文学传统，城市生活也较早开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经过老舍、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探索，新文学的市民生活文学较好地融会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通俗故事内涵和现代文化精神较好地结合到了一起。
　　相比之下，乡土文学就比较艰难一些。因为文化上的隔阂，也因为中国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等原因，乡土文学始终与乡村生活隔得较远，强烈的知识分子色彩与农民的现实生活构成了显著的反差。瞿秋白在30年代初曾经批判过新文学的状况：“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4）针对的主要就是新文学与农民生活之间的距离，揭示了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方面的严重不足.进入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来自乡村的赵树理对乡土文学的本土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以对农民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地道的农民文学形式，真实地再现了农民的生活，既形成了自己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成为新文学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得到农民认可的作家。但是，任何一种突出的个性也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不平衡，就赵树理而言，他还原了生活本身的质朴和亲切，发展性地运用了农民文学形式，却较少融合西方文学和古典文学因素。所以，对于新文学乡土文学来说，单一的赵树理方向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更丰富的开掘和拓展。

二
　　
　　正是在赵树理的基础上，周立波对新文学乡土小说本土化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赵树理相比，周立波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具体而言，周立波的本土化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和有深厚乡村生活底蕴的赵树理不一样，周立波虽也出身于乡村，但长期在城市生活，现实乡村经验比较匮乏，因此，他花费了更多精力在乡村生活的体验上。比如，为了创作《暴风骤雨》，周立波长时期参加东北的农村工作，广泛深入地了解东北农村的日常生活。建国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家乡农民的生活情况，他将全家从城市搬到农村，与农民做邻居，一同生活和劳动。经过多年的生活体验准备，他才开始《山乡巨变》等作品的创作。
　　周立波的生活体验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深入细致地体会。“观察”是他深入生活的最大体会，他认为“依我的理解，观察、比较，研究和分析，对于文学，是和对于科学一样的重要的。”（5）总结出：“我们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性格和经历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6）同时，周立波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生活，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心是需要用心换的”，因此，他关心农民，了解农民所思所虑，为农民着想，和农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7）
　　长期的深入生活，细致地观察和潜心体验生活，周立波积累了大量的乡村生活材料，深化了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感受，为其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周立波小说的许多人物形象都来自乡村真实生活，如《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赵玉林，《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王菊生、陈先晋等，都有直接的生活原形为基础。更为突出的是在语言上。从40年代末开始，周立波就特别注意对地方方言的搜集和提炼，积累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农民口语，《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都以生动丰富的方言而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语言的积累。
　　周立波出身普通农民，少年时代阅读过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学有较深的了解。后来，他又受到西方文学的很大影响，具备了很好的西方的文学素养。对这两大文学传统，周立波更侧重对传统文学的借鉴，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学的借鉴，采取的是兼容和开放的姿态。正如此，即使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他依然坚持：“我的经验，看点书，古今中外都读点，并不坏事。不过要分清主次，近代的多看些，古人的少读一点；中国的多念几本，外国的少来一点。”（8）
　　这一点更突出地表现在其创作中。周立波对中国古典小说技巧的借鉴最为广泛，比如《山乡巨变》的艺术结构就带有很强的传统文学特点，它经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人物生活展开情节，使小说结构相对松散，但人物和故事非常突出。再如《山那面人家》、《盖满爹》等作品，充分借鉴了传统小说的悬念、伏笔和环境点染等手法，以很强的故事性取胜。此外，《卜春秀》等作品还运用了很多传统小说的说书体特点，叙述者经常以旁观姿态进入作品参与对人物的品评。但与此同时，周立波也广泛运用西方文学技巧，将现代艺术与传统手法进行结合。如心理描写和风景描写是周立波小说中应用得很普遍的方法，这对人物塑造的深化和故事背景的美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的小说结构也借鉴了现代小说技巧，突出了思想意蕴。（9）正因为这样，批评家黄秋耘曾这样评论周立波：“他近年来颇臻力于钻研中国古典作品，认真学习这些优点和他从外国名著中所吸收到的长处揉和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有所发展，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更加圆熟、更加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有某种外国古典作品之细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国古典作品之简练而避其粗疏，结合两者之所长，而发挥了新的创造。”（10）这一概括是很准确的。
　　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充分地尊重生活，立足于生活，但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生活作了艺术化的提高。比如说，在深入生活中，他固然强调作家的观察力，但同时也特别提出了作家想象力的意义，主张以“典型”方式反映生活（11）；同样，对待农民语言，他也不是一味地还原，而是主张“提炼、润色，要多少有一些藻饰”；（12）塑造人物，他采用的也是鲁迅“杂取种种人”的技巧，超越了生活的基本和原始面目。显然，周立波的文学观念不是简单的农民文学方式，而是寓含着丰富的现代性特征。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周立波小说中的艺术方法既都以乡村生活为前提，却又有精细的提炼和加工。以其小说语言为例：他一方面大量运用农民生动质朴的方言口语，同时又时见优美动人的风景描绘，间杂有清闲自然的抒情语句，将口语的生动和书面语的表现力很好地合一。
　　周立波的本土化探索过程并不简单，而是复杂和坎坷的。他早期的创作，走的也是五四知识分子化道路，他在延安的最初作品《牛》更是以知识分子腔调写农民的典型。只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周立波才改变自己的风格，逐步走到本土化上来。而他真正成功实现本土化探求的作品也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建国后至50年代末前后不多几年时间中的创作，以《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盖满爹》、《禾场上》为突出代表。之后，随着时代政治的要求越发严格，周立波的作品也被迫涂抹上了更多的政治宣传色彩，本土化探索逐渐枯涩。
　　有研究者曾这样评述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作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了他的个人风格。”（13）确实，在周立波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不断蜕变、不断探索的轨迹，也可以看到他不懈而顽强的追求精神。

三
　　尽管周立波的本土化探索时间并不太长，成熟的作品也不算多，但依靠其深入的生活和艺术探索实践，周立波还是形成了自己的鲜明创作特色，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以丰富的生活细节和语言，多层面地描绘了乡村生活。乡村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和内在精神在内的不同层面，周立波在多个层面进行了揭示，描画了较为丰富的乡村世界。这首先体现在乡村生活风俗和自然风景的细致描绘上。周立波的小说充满了大量生动的生活细节，尤其是通过强烈个性化又质朴自然的农民口语，再现了生动真切的乡村生活风俗。像《山那面人家》对乡村婚礼现场的写实，《禾场上》展现的乡村农闲生活、都非常真切，很有现实感，《山乡巨变》更是一幅乡村生活的全景图画。周立波小说还以描绘湖南乡村的自然风景取胜，他笔下那些优美自然的山乡图画，是其清新闲淡雅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他曾被誉为“茶子花派”典范的主要原因。
　　周立波的乡村风俗和风景描绘不是孤立和单一的，而是与乡村人物的塑造，以及乡村精神的揭示结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在人物塑造上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他既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也挖掘了人物的深层心理世界，既表现了人物的质朴、真实和丰富性格，也寻觅到他们与土地、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维度。像“亭面糊”、王菊生、盖满爹等老农民形象固然是早被人们所称道，即使是像邓秀梅、刘雨生这样的乡村干部，盛淑君、盛佳秀、卜春秀这样的乡村妇女形象，同样塑造得生动而有内涵，体现了乡村社会独特的文化气质。
　　乡村伦理精神的深层揭示是周立波笔下乡村世界的重要特点。以《山乡巨变》为中心，周立波描画了乡村世界的浓郁乡情，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单一的政治身份，人物之间也是纠结着复杂的血缘和亲情，蕴涵着多元的乡村伦理，反映了农村社会中复杂而密切的人际关系。这种着力于挖掘乡村社会的人情伦理表现，虽然可能没有鲁迅对乡村文化国民性批判那么深刻，但对于以“差序格局”（14）为基本特点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无疑有着自己的价值和准确性，是对乡村世界深层结构的还原。
　　周立波的作品多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政治时代的遮蔽，但他依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乡村真实。这首先是缘于其对本土民间生活的细致再现，营造了浓郁的民间生活氛围，自觉不自觉地客观上形成了一定限度的民间立场，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的冲淡和消解，从而对时代政治的囿限有所突破。（15）比如《山那面人家》中对“包办婚姻”的民间解读，就显示了乡村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疏离。《扫盲志异》、《新客》等作品叙述的本都是时代主题，但以民间化的男女误会喜剧故事来叙述，政治色彩被冲淡了许多。尤其是《山乡巨变》，大量民间化的喜剧化情节，自然生动的乡村生活场景，极大限制了政治宣传性的传达。在周立波的作品中，这种民间气息弥漫得如此之浓郁和普遍，以至于我们在其中很少能看到剑拔弩长的斗争场面，包括像《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这样注重实际、反对冒进，明显悖逆于时代潮流的干部，也看不到叙述者的简单批判，而是蕴涵着基本肯定的态度。这种立场，在同时期创作中是非常突出的，它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真实特征；依靠着乡村生活的丰富细节和语言真实，依靠着浓厚的乡村生活底蕴，周立波的一些作品在客观上突破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的效果。（16）如《桐花没有开》和《腊妹子》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乡村基层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浮夸风气。《山乡巨变》更是客观上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冒进”举措之后出现的问题，为此还招致了时人“没有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17）的批评。
　　新文学乡土小说在艺术上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象征和抒情的，侧重表现生活，以鲁迅的《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等为代表；再就是写实的，侧重再现生活，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为典型。周立波可以说是融合了这两种创作传统，又进行了自己的创造。一方面，在以写实手法再现乡村生活上，在反映生活的质朴和真切，以及塑造乡村人物的本色上，周立波与赵树理相类似；但另一方面，与赵树理相比，周立波的表现色彩和抒情性更突出一些，他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更多，艺术风格也更细腻委婉。有学者曾这样对赵树理和周立波进行比较：“在语言上，赵树理虽是写来干净利落，但有时未免令你感到单调而欠韵味，周立波的语言虽有点不像赵树理那样纯净似的，但你可从他作品里发现那诗意洋溢的语言，令你兴奋而读下去。在表现方法上，你会觉得赵树理的手法虽容易接受，但有时你会觉得他的写法有些呆板了，而当你看周立波的作品却需要细心去领会，你发觉他在艺术表现技巧是来得多样。……你会感到周立波的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来得宽阔些而变化多样些，用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会更恰当些。”（18）虽然其中的褒贬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确实显示了周立波突出的艺术个性。周立波与赵树理，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结出的不同硕果，风格各异，魅力不同，却具有共同的本土实质。
　　多方面的本土化艺术实践，周立波的作品描绘出了一幅细腻清新的乡村社会图画，颇为真实地还原了具有独特美学意义的建国后农村生活世界。它幽默、温情、轻松、宁静（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学环境更是如此），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并蕴涵着作者强烈的情感色彩。虽然受作品数量、题材范围、思想浓度等方面的限制，这一世界在内涵的丰富和宽广上有所不够，尚难以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相媲美，但却更为真切和朴实，更为接近本色的乡村，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
　　在这幅图画中，最为全面而深刻，也是最能代表周立波创作成就的，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山乡巨变》的生活细节、自然细节和风俗特点，在同时代同题材创作中非常突出，其生动的口语和丰富的民间色彩，以及深藏的乡村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90年代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相媲美。所以，尽管小说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完全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其视野也受政治视角的囿限，表现得不够丰富和宽阔，但是，它的民间气息、风俗色彩和乡村伦理，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著名乡土文学研究者丁帆认为“建国后乡土小说创作最具有风俗化、风景画特色的长篇小说是《山乡巨变》（19）而我以为，不仅是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在整个新文学历史上，《山乡巨变》的风格化和美学特点都非常突出，它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四
　　
　　周立波本土化探索具有突出的文学史意义。这首先体现在他文学道路的典型性上。周立波的探索路途，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中西文学的熟悉和深入。正是这种基础和视野，使他能够在艺术上不偏执、不单一，而是采用兼容的态度，使中西艺术在他的作品中得到融合。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应该是得益于他对本土生活的关注精神。因为在文学史上像周立波这样兼具中西文学素养的作家并不少，但很少人像他那样在本土化上探索得那么深，就是因为周立波具有在其人生和文学道路中具贯穿性的执著现实精神。他尽管曾接受过西方文学影响，但他从没有完全西方化，他的文学接受中蕴涵着明确的本土色彩，内在地切合着中国的生活现实。因此，他所关注的西方文学，主要局限于俄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所认同的现实主义“观察”方法，以及对文学社会功利性和文学与生活密切关系的强调，都与他的现实精神相关，后来也都成为他深入乡村生活的思想基础。也同样以这种本土精神为底蕴，周立波最初选择的文学体裁是报告文学，其早期小说也是以陕北乡村生活为题材，只是在经历失败之后才转到其他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赞同人们普遍认为周立波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进行的自我批评是“投降”和“虚假”的说法。他检讨过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在延安的乡下，我也住过一个多月，但是我是在那里写我过去的东西，不接近农民，不注意环境。……因此回到学校来，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20）还联系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反省：“许多和我一样，从旧式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的了解，我认为还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当他们描写的工农兵的时候，容易歪曲他们的形象。有一些人仅仅表面地描写一些简单的动作，仅仅描写了工农兵的衣服，没有透视他们的心灵。更有一些人爱把工农兵写成愚昧、粗鲁和可笑的人。”（21）尽管不能说这些批评的产生毫无来自现实的压力，但是，它也可看作是周立波内心的自觉和反思，《讲话》不过是帮他找到了一种答案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在《讲话》后，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转换的艰难，周立波却能够比较快地改变自己的一个原因。周立波的创作历程，清晰地反映出作家本土精神对于文学本土化的意义。
　　我绝对不是简单地为某种文学思想声辩，更不是为整风运动寻找理由，但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周立波在延安时遇到过因创作与生活疏离所导致的创作困境，也孕育着寻找自我突破的愿望，他后来的本土化探索是这一困境和愿望经历自我选择后的自然结果。这一选择对于他本人，对于新文学的本土化探索，都有着突出的意义。这一点，联系周立波探索的具体方法来看也许更有说服力。
　　首先来看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乡土文学创作中一直有着很突出的意义。因为正如鲁迅指出的早期乡土文学作家许钦文是“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22），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都有类似经历，他们来自乡村却已远离乡村，很少有丰富的现实乡村生活经验。建国后，由于城乡差距等原因，出身于乡村的作家们多有逃离乡村的愿望和经历，他们虽然热爱乡村，但却受到文化上的压力，以及精神上的自卑，在理性上拒斥乡村，以俯视和简单的批判态度看待乡村，也往往以想象的方式书写乡村（23）。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与乡村生活亲近的方式就是“体验生活”，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乡村生活以及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经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知识分子与乡村的隔膜，要求作家“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24），这段话里所包含的知识分子改造意图暂且不论，单纯从文学创作角度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不同意的只是：在作家以深入了解和认同的态度进入乡村时，也不应该完全放弃自己一定的批判姿态，尤其是在文学层面上。但是，不管怎么说，对生活的深入，尤其是对农民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是乡土文学成功也是其实体现本土化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周立波具有很强的典范意义，他以其创作实绩显示了“体验生活”的真谛，也证实了生活对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将之延伸到对整个文学创作的思考。因为文学与生活关系的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界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受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因为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过于狭窄，许多作家明确地反对将文学与生活作密切的联系。不能否定这些作家思想中包含对文学本体追求的意义，然而，将文学与生活关系作简单的割裂却是违背文学基本原则的。文学只能来源于生活，生活的丰富性也正是文学生命力的前提，任何文学，没有生活的基础，没有呈现生活的丰富复杂和细致深刻，就很难表现出文学魅力，也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当前一些作品表现出很精致圆熟的小说技巧，但由于这些技巧没有融会进鲜活的生活世界中，因此，它们的文学魅力也大受影响。
　　其次是传统手法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问题。新文学如何结合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优点，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话题，也关涉到新文学的方向与前景。周立波当然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对这问题作全面的尝试和解决，甚至其创作中也有不成功和不成熟之处，但是，他的一些方法还是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其一是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与现代描写手法相结合。注重故事性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大众接爱小说形式的重要前提。新文学要想深入大众，需要适当考虑这一接受特点，但又绝不能一味迁就大众的审美要求，必须作思想的升华和艺术的提高。周立波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探索。他以故事性为小说结构的中心，但又不满足于简单的叙事，而是辅助以充分的描写，增加了小说的深度，丰富了小说的美感，也提高了作品的现代艺术品格。正因为这样，周立波的小说在出版当时得到 了农民大众很好的认可，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而且也具有超越时间的美学价值，对乡土小说艺术有独特的贡献。
　　其二是方言的运用。方言的使用一直是困扰新文学发展的难题，因为中国地方广大，方言差异大，如果一味以普通话来规范作家的叙述，尤其是以普通话来代替人物丰富多彩的地方方言，势必影响语言的生动真切，也会影响人物塑造的鲜活性。但是，完全用地方方言叙述，又可能造成阅读的障碍，也会影响语言的统一性和文学传播的范围。在新文学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方言文学”的讨论，甚至到今天依然时有余响。周立波的作品广泛地运用了方言，还作了理论的肯定：“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但是，周立波的方言运用很注意节制和提炼，强调“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我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经过洗炼。”（25）并总结出一些必要的原则和方法：“为了使读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使用过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运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26）丰富生动的地方方言是周立波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和独特艺术魅力之内核，而且其作品的接受效果也不错，他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近年来，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许多作家，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等，都之表现出这方面的创作追求，学术界对“民间理论”的探讨，对赵树理创作的重新认识，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关注的曲折体现。这些行为和思想，都体现了对新文学前景和道路认识的深入自觉，尤其是对赵树理创作价值新的审视，更深化了我们对文学本土化实质的思考。但我以为，在这当中忽略周立波的意义是有所遗憾的。因为正如前所述，周立波的创作是新文学本土化道路上有特色、也是卓有成就的探索，对周立波创作的公正评价和深入认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文学本土化的内涵，促进新文学的本土化发展。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周立波的背影已经渐行渐远，但他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该被我们轻易遗忘。
　　
　　
　　参考资料：
　　（1）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文学评论丛刊》2006年第九卷第二期，张卫中《〈山乡巨变〉的话语分层与配置》，《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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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德]洪堡特：《论人类评议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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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见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出版社1986年版。
　　（8）周立波：《谈创作》，《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
　　（9）周立波的这些艺术特点，评论家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关注。参见冯健男《周立波小说的真善美》，《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10）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11）周立波：《谈创作》，《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
　　（12）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13）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
　　（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15）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16）恩格斯：《致玛·哈右键奈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17）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原载《评<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收入李华盛 、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页。
　　（18）林曼叔、海枫、程海：《中国当代文学史》，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28年版。
　　（19）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20）周立波：《后悔与前瞻》，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收入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
　　（22）鲁迅：《〈中国新文学在第·小说二集〉序》，《鲁迅全全集》第6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二重叙述困境》，《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2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08页。
　　（25）周立波：《方言问题》，原载《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0期。收入《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26）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作者简介：贺仲明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