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乡土化创作对当代小说的文化启示
      
     肖向东
　　
　　摘要：《山乡巨变》以自然、朴实、明净的艺术之笔写出了山乡的牧歌情调，构成了其艺术特色的亮点，给汉今“本土化”作家以重要影响。
　　关键词：乡土化  当代小说  文化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谈到乡土化创作，必然要想到周立波。自40年代末到50年代，仅仅10年时间，周立波以他成熟的艺术笔墨连续写作了两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化”小说。如果说以东北地区土改运动为主体的《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开始向“乡土化”创作转向的重要标志，那么以湖南益阳乡村生活为聚焦的《山乡巨变》一方面完成了他自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上的成功链接，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显示了他在“乡土化”创作上的才情。
　　平心而论，《山乡巨变》在当代同类文学创作中并不占突出地位，论题材，它不是最早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大型长篇，论对生活的概括和历史深度，许多文学史家都将其排在《创业史》之后，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去重新打量和审视这部产生在特殊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小说，或以细读的方式去仔细品味这部小说内在的生活韵味和潜在的文化蕴涵，也许会发现小说所具有的别一种价值。

一、“政治化”生活背景下的“乡土化”生活场景
　　
　　毫无疑问，《山乡巨变》在题材选择上，属于当代文学所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作家当时举家全迁，从国家政治中心的北京回到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并不是古代文人式的归隐，而是带着政治的眼光，从切近的生活视角去观察、分析一个远离中心的农村社会在这样一场触及到全体农民的命运与生活走向的运动中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对待当年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作家显然也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对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是欣赏的，此在小说的主体构思和人物设计，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理解与描写等涉及到小说现实价值诸方面，都保持了与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一致性，这是政治化生活背景下的主旋律作家所表现出的必然化写作方式。但同出于一个作家的手笔，《暴风骤雨》以严峻的笔调，侧重写了土改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尖锐性，力现出土改背景下元茂屯这个边远乡村社会制度与阶级关系暴风骤雨般的深刻变化，和平年代的《山乡巨变》则以自然、朴素、明净的艺术之笔，绘写了湖南山村清新明媚的乡间生活与带有淡雅幽远特点的牧歌情调，这里虽然也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亦存在那个年代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社会主义新生活与新农村的主潮流向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一切都在按照新生活的方式与政治秩序编排，人们之间的现实关系也在以新的社会文化规范作着新的调整，所有这些自然决定了《山乡巨变》的写作基调。涉及到作品本身，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中说：“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墨有淡有浓。”（1）以此反观《山乡巨变》，我们或可找到解读作品的正确途径与关键所在。
　　从政治的角度审视，《山乡巨变》肯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创作，这方面它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具同样的性质，但《三里湾》和《创业史》皆着眼于政治文化背景下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追求，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心理斗争多以表面化的方式外显出来，此方面，表现了赵树理和柳青对北方和西部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一种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山乡巨变》也写到了不同阶级、阶层人物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心理愿望，然而作者有意忽略乃至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甚而着意淡化山乡之外那种高潮般的政治风云，而将艺术视窗锁定在“乡土化”的民间生活场景，将艺术之笔凝聚在几个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之上，李月辉、刘雨生、亭面糊、陈先晋……，一个个山乡本色化的人物皆以本真的形态一一从生活中走出，以自然、朴实的方式亮相于读者面前。这些可爱的农民，他们在内心里对党、对政府是心存感激的，社会主义了，农民不仅有了土地，而且可以自由地在土地上播种自己的希望，但突然间政府又要求他们把田地、山林、牲畜一律加入合作社，此方面，山乡的农民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感情波折与外界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三里湾》里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等以集体登场的方式，反映出赵树理对农村生活中落后人物深刻的历史性概括，那么，周立波笔下的山乡人物，则是以鲜活而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生活的某种原生态现象。如被视为整部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老农民盛佑亭，这个在内在心理和外在行动上皆充满矛盾的落后可笑而又可爱可乐的所谓“中间人物”，即使把他放在同时代众多农村人物当中，你也会一眼就将之辨认出来，南人的秉性、农民的质朴、小生产者的自私是那样统一地集中在这样一个乡土人物身上，农村社会的焦点人物——基层干部李月辉，如果放在柳青、马烽笔下，自然会成为作家倾情描写或着力打造的“理想化”的农村先进人物或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然而对农村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并表现出“写真性”生活观与艺术观的周立波赋予这位清溪乡党支部书记的却是一种“男儿无性，钝铁无钢”的中性性格，李月辉与合作社社长刘雨生都是清溪乡这个农村舞台的主角，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但在他们的性格中绝少同类题材小说中大凡涉及这一形象而具有的“英雄气”与“时代色”，更没有那种按照“未来模式”而人为赋予并设计的“失真化”描写，即使人物的语言，也极具“乡土”特征与“乡村味”，小说中的李月辉在谈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时说：“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成正果”，“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打扑克也没得人跟我打了。”这里，乡土人物、乡土语言、乡土化的民间生活场景，构成了周立波艺术的一幅幅特色鲜明、浓淡相宜的“山乡风景”，在这样的风景中，我们可以读出时代、读出生活、读出一段本真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当代小说中政治化的内容也许会因时代的因素逐步退色，生活化的人物则会愈来愈鲜明、愈来愈鲜活，成为人们反思这段历史的一种文化标本。而这些，也许正是《山乡巨变》以及周立波创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本土化”地域特色的“乡村牧歌”情调
　　
　　涉及当代“新本土小说”，有关学者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本土’与‘乡土’有所区别，前者是在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来看待靠近民族本位的写作，后者则仅仅是就文学叙事所依靠的农村题材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美学趣味而言。”（2）其实，“本土”与“乡土”虽在意义指向上似乎存在着某种规定性的差异，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写作概念，本土化写作大多切实地靠近中国民族本位的生存特质，它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风范在某种意义上与那些非本土的“异质”文化的生活性状有着迥然不同的美学差别，乡土化写作则着眼于本真性的写作状态，着力表现乡土生活中最原始性的生活情状，在这种原始生活情状中暗含了民族本位的某些生存特质。不同的是，本土化写作在选择相关的生活材料时在主题意向上侧重于揭示那些最能表现民族本位生存特质的东西，乡土化写作则在对生活进行精描细绘中追求一种“原味”与“生态化”的艺术旨趣，在这样的艺术旨趣的审美传达中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点。
　　由此观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我以为，周立波当年的这种写作风格虽与新时期以来“新本土小说”的写作不属于一种文学范式，但他将“生态化”、“本真化”的创作笔调带入小说，在合作化运动这一大社会的背景下，着意那种“本土”生活的描绘，将时代风云与山乡变迁、外部世界与地域人物、历史演进与农民情感、现代生活与本土文化糅为一体，组构成一首清新优美、沁人心脾的乡村牧歌，尤其是在对自然化的山水与山乡独特的人情美、乡情美的交织描写中，出之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地方风物，这些看似闲笔的文字，恰如大山深处流淌出的清溪，在作品中处处散发出一种山乡特有的或浓或淡的朴野的清香。对此，有关论者曾将之视为“非情节”因素，这在重视“情节结构”的传统审美看来，似乎是一种西化艺术，周立波早期文学活动中确实研究过普希金、肖洛霍夫等俄苏作家的文学并受到其影响，“抒情”与“写意”也的确是周立波早期创作曾经形成的文学特色，但至《山乡巨变》，小说中大量的“抒情”与“写意”因素与其早期的稚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类“非情节”因素事实上已在十分成熟的周立波艺术中成为小说情节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作品中起着连缀、点化、调剂、粘合、补充、互动的艺术作用，如小说第一章写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县工作组分头下乡一幕，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乘小船随着“清得发绿”的资江的缓缓流水进入山乡，此时，夹岸的风景、水上的风光、同船同行同一工作任务的同行之间的打趣，既是一种自然的生活之笔，又隐含了外来政治风雨已经形成，并将注入这汩汩流动的资江，在这里形成一股政治洪流，对那自在的民间社会与偏远山乡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冲击，给读者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但在欣赏心理上，又令人想起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现代与传统、变革与牧歌，交织叠加，互相映衬，让人在叹惋过去中感受生活的演进与流动。
　　对山乡“本土”生活的描绘，构成了周立波艺术一“特色性”的亮点，五四以来，在乡土派作家们的笔下不乏对“本土生活”的描写，蹇先艾、台静农、许杰等，皆以书写本乡本土生活而立足文坛，但写作意向上往往受制于主题，故“本土化”的生活内容常常为主题的追求所排挤，或被人物的故事所遮蔽，《山乡巨变》中的“本土化”乡土文字因周立波回归故里的故乡情缘，因而这类文字多以田园诗的格调来描写风情，艺术表现上，又有意识地运用了较多的湖南地方方言，以这类被人们称之为“土色土香”的鲜活的平常语去写平常事，以原生态的方言俚语去刻画那些普普通通的山乡农民，在自然的叙述中显示生活的机趣，即使相关描写因强调了主观的审美，也适时地留下一些空白充分展示自然景与乡村情，在空灵中流泻出淡远的深意，这种写法近承现代文学以来鲁迅乡土特点的小说和周作人乡俗民风的小品，远接陶渊明以及唐诗的语言与意境，为处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中国南方农村在本土文化的坐标系上形成了一个“艺术的定格”。

三、 “世纪性”生活变迁与“一代农民”的文化面影
　　
　　20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大的生活变动莫过于向传统的生活方式告别，这是一种“世纪性”的精神转换与命运搏斗，是这一代中国农民无法回避的生活事实，作为主流生活的参与者和主流作家，周立波一方面以积极的方式理性化地保持了与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感性化地体味和品尝了中国农民在向过去分手时所必然要表现出的精神痛苦与心路历程，著名评论家朱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导言》中谈到这一创作现象时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的创作初衷是好的，但政治视角的切入和政治主题的急切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其思想内涵，“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即使像“《创业史》、《山乡巨变》这样的名著”，也“在思想内容上不能不打上‘左’的烙印。”（3）如本文前面所说，这是政治化生活背景下的主旋律作家所表现出的必然化写作方式，事实上朱寨先生的这种批评视角也仍然是一种政治化的批评与政治化话语，如果我们换成“文化视角”去透视《山乡巨变》，小说所呈现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种文化景观，那就是中国农民对土地所特有的依恋与深深的眷爱情感。
　　试看老农民陈先晋入社一节，形象类型上，陈先晋与柳青同期创作的《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十分相象，陈家几代人都“发狠”作田，希望“发越”，但直到陈先晋手上依旧平平，解放后，政府重新分下了土地，老倌做梦都想“起水”发迹，现在土地又要上交入社，几代人的“梦”将成泡影，这老倌在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在“恋土”与“决心”两节，周立波以精工之笔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位老农在这样的“世界实在变得不象样了”（4）的心态下被动地抉择，与之呼应，好打小算盘而性情质朴的亭面糊则以另一具有“喜剧性”的场景上演了一幕反映农民真实思想与心态的活剧。对这样的两个农民在“入社”前后极为痛苦矛盾的思想行为的描写并不是作家要追求一种文学式的效应，而是从实际的生活情境出发，以各具“个性”的现实形态揭示50年代这一代农民在面临世纪性的生活变迁时所必然显现的文化个性与精神心理。千百年来，农民之于土地，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语境里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文化纽带关系，心理上的“失土”必将造成农民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感与流浪心态，那种假想的超越对于注重务实的农民只是一个天国的神话，他们无法超越现实去做乌托邦式的憧憬，因而，痛苦这样的变迁而又忍痛向过去告别，便成为他们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最后一副“文化面影”。
　　正是从这样一个视点上，我们将重新认识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文化价值，无论是陈先晋还是亭面糊，他们和梁三、赵满囤、孙喜旺、糊涂涂们一样，即使被强推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未来的生活中也还会有反复、有回流性的表现，这一点，周立波在其创作中并没做简单的处理，而是预设下“写作续篇”的“伏笔”（5）与无限想象的空间。从50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共性化笔墨以及所创造的那些所谓的“中间”状态的中国农民身上，今天的读者也可读出一种真实的历史，因为，这些人物并不是作家们凭空的虚构，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农村生活提炼出的实在地靠近中国农民本位的生命特质的本质化的刻写，是对于一代农民在那段特殊历史与特殊时期的心灵的历史化的披示。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许仅只是五四以来“乡土化”创作文学流脉的一个模本，有人说，被称之为乡土小说的那种文学写作，一是“就其农村题材而言”，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写作采取比较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比较稳定的表现手法有很大关系。”（6）这只是就“乡土小说”的一般创作而论，在具体的“个案”中，“乡土化”的创作其实是十分丰富而具个性的写作范式，许多乡土作家的艺术创造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新本土小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仔细审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自然也不例外。就《山乡巨变》与新时期“新本土小说”的文学与文化关系而言，由上，我以为，至少在五个方面，周立波以他所形成的这种个性化、特色性创作给了现时的“本土化”作家以重要的影响：一、重本色化人物和本真化生活形态描写的艺术笔调；二、原生态生活环境与自然化人文景观的摹写；三、富有文化内涵的风俗人情与田园诗情调的渲染；四、最能表现生活特质与农民本性的质朴的方言土语的选用；五、民间生活场景与乡土生命空间的扩展。此外，人的纯粹的欲望、人性的欲求、乡村的情爱……，在《山乡巨变》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鲜活的描写，因此，我们不能因题材或主题的因素而将《山乡巨变》划入政治性小说的系列，真正的文化意义上，这部在创作上极为坚实的作品为当代小说创作事实上开启了一条值得深思的文路。

[注释]
     ①⑤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周立波选集》第305页，第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
     ②陈晓明选编《中国新本土小说精选·编选说明》，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转引自唐金海、周斌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32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9月。
     ④《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3）第1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⑥陈晓明《本土的神话：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叙事》，陈晓明选编《中国新本土小说精选·》第2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肖向东，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