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周立波小说蕴含的社会理想与人文精神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

　　邹理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艺术地反映了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土改和农业合作社这两个历史性变革的进程。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地主的剥削压迫与农民的反抗、复仇，农民分田分地的欢乐与参军的勇跃，以及把分的田地重新整合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化进程，而且是作家指向解放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清明与廉洁、发展与富裕的价值追求以及他憧憬的经济富裕、政治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化的社会状况。看出作家寄寓的社会理想、人文精神与价值观念。

一
　　
　　周健明说：“周立波终身追求的目标，跟他的名字Liberty一样，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他艺术地表现了从‘人的依附关系’到‘建立在物的依附性’上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及其曲折，并使人们看到了前景——‘自由人的联合体’”。（1）在《暴风骤雨》中，底层贱民举起了复仇旗帜，用血与火来表现自己觉醒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
　　整个屯子，都轰动了。啼明鸡叫着。东南天露出了一片火烧似的红云。大伙从草屋里，从公路上，从园子里，从柴火堆后面，从麦垛子旁边，从四面八方，朝着韩家大院奔来。他们有的拿着镐头，有的提着斧子，有的抡起陶火棒，有的空着手出来，在人家的柴火堆子上，临时抽出根榆木棒子，椴树条子，提在手里。光脊梁的男子，光腚的小嘎，光脚丫子的老娘们，穿着露肉的大布衫子的老太太，从各个角落，各条道上，呼啦呼啦地涌到公路上，汇成一股汹涌的人群的巨流，太阳从背后照去，照映着一些灰黑色的破毡帽，和剃得溜光的头顶，好像是大河里的汹涌的波浪似的往前边涌去。
　　
　　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2）  
　　这一场暴风骤雨，不是赵玉林们自发起来的，而是随着一辆马车的到来而展开。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晨，在东北松花江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栓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区去的。”
　　“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3）
　　在这里，“到来”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打破了平静的农村格局，燃起了农民的复仇火焰，打碎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也给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熏陶的深山农民带来了新的语言、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
　　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成为束缚农民，把农民作为奴隶的基本制度。土改彻底摧毁了这一制度，挖掉了民族贫困落后的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民，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据最近播放的电视片《复兴之路》说，土改让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1946年至1948年，珠河县平分土地11700垧（1垧为15亩），元宝屯平分土地452垧。经过反奸清算、煮熟“夹生饭”、“砍大树挖底财”、平分土地等阶段，农民做到了“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打破，这是中国农村底层农民获得“人的解放”的先决条件。“五四”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推动的现代启蒙运动，而现代启蒙运动的主体工程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如何实现？如果仅仅是启蒙者于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理论构造，那么这一启蒙对“大众”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人的解放”，首先要使人从被禁锢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土改让农民从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物质形态禁锢下解放出来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也实践了马克思关于广大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新基础”的科学预言。（4）
　　底层农民从土地这一物质形态的禁锢获得解放、带来的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与主人翁意识的萌发。在《暴风骤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典型除了赵玉林、郭全海外，是小猪倌和童养媳刘桂兰。
　　小猪倌名叫吴家富，在《暴风骤雨》里出场不多，却是一个重要人物。“毒打小猪倌”是地主韩老六与赵玉林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矛盾激发的焦点，“猪倌诉苦情”是把小说的第一部情节推向高潮的关键。如果说小猪倌不愿再作奴隶的觉醒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那么刘桂兰更是一种“人”的觉醒。她十一岁作童养媳，“老家伙是个畜生，婆婆是个马蜂窝，谁也惹不起”。经过土改运动洗礼的刘桂兰找到工作队萧队长，假托一个人问道：
　　“咱们识字班有个人叫我来打听打听：她要打八刀能行不能行？”（“八刀”合成一个字是“分”，刘桂兰在这里是指离婚的意思。）
　　萧队长回答：“民主政府下面，只要男女随便哪面有充足的道理，离婚都是自由的”。（5）
　　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和解放程度，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个重要标尺。在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年代，婚姻制度仍然是封建包办婚姻为主。在农村，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是得不到舆论支持的。周立波从恋爱、婚姻入手写农村底层人的自由、平等意识的觉醒：
　　“在早，妇女也是旧脑瓜，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婆家能供她衣食，就千依百顺，打骂由人。如今，谁试一试压迫屋里的人看吧，妇女会就找上门来斗你了。”（6）
　　从《暴风骤雨》中童养媳刘桂兰要求解除婚约，到《山乡巨变》中盛佳秀追求婚姻自主，再到盛淑君追求恋爱自由，周立波唱了一曲自由及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赞歌。

二
　　
　　民主是一种现代进步的世界观与历史实践。周立波的小说不仅是农村阶级斗争的简单的记录、认同与高歌，对底层民主也作了充分的记叙。在《暴风骤雨》中 “咱们民主国家”是多次被提到的重要概念。
　　屯子里着手分果实和分土地的准备。根据工作早迈一步的县区的经验，准备工作的重要的一环，是站队比号。站好了队，排好了号，分果实分土地就公平合理，也不麻烦。
　　
　　“咱们这民主国家兴的办法好，集体查根，比老包还清。”
　　“民主眼睛是尊千眼佛，是好是赖，瞒不过大伙，你不看见，他瞭见，他看不着，还有旁的人。”
　　“比得好，针鼻大的事，都给挑出来了。”
　　“赶上拔状元了。”
　　
　　“丈地是大事，一点不能错。大伙瞧着，谁也不能行私弊。这回平分地，不比往年，这回是给咱们安家业，扎富根的，往年由人家丈地，杨老疙疸、张富英，不跟咱们一个心，分地都是二五眼，也怨咱们自己，分到哪算哪。这回可得好好地瞧着。”（7）
     用“千眼佛”来比喻民主是一个最好的比喻。在周立波的笔下，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带来社会的公正、人与人的平等以及人的主人翁意识。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是实行民主、让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的一次较成功较好的实践，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一位美国记者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底层的民主运动”。“这种平等要求，与其说是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倒不如说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为了活命，迫切需分享生产成果所致。”（8）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影响根深蒂固。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很重要一条是群众民主素养的提高。民主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民主规章制度与观念如人权概念的熏陶，更离不开民主实践的锻炼。《暴风骤雨》对群众民主实践的描写是有深远意义的。到1955年前后，农业合作化的初期阶段，如同《山乡巨变》正编所描述，依然是以民主的方法为主。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锻炼成长了一批赵玉林、刘雨生这样具有民主素养和主人翁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形象。
　　周立波对底层民主的叙事，对主人翁意识的赞赏，是有他的深厚文化背景的。周立波是带着单纯的革命理想投身于新文学运动的。他在中学时代就在长沙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意识的熏陶，逐步成为一名富于正义感和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和延安革命实践中成长，继承发扬了左翼文学对底层民众人文关怀的传统和对专制独裁的反抗精神。
　　《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还寄寓着作家对政治清明、廉洁的理想。谭元亨教授称赞《暴风骤雨》里张富英的描写有先见之明。（9）这是一个混入农会篡权当上了农会主任的坏人。还有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杨老疙疸。《暴风骤雨》中这两个形象着笔都不多，但能让后人警醒。小说更多的是写底层新成长的农民干部的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不谋私利。《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者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今天来读这两部小说，这应该是最能唤起人们注意的。《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从在分胜利果实时的先人后已到在打“胡子”战斗中身先士卒而牺牲。《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一心为公、为办社一天忙到深夜，最后与妻子离了婚，在与再婚妻子盛佳秀举行婚礼的晚上还离开新房察看社里谷草。小说下卷第18章《涨水》，描写刘雨生奋不顾身塞水管：
　　果然，草捆刚塞进管口，就被溪里来的大水冲走了，再试一回，也是一样。刘雨生只得爬上岸来，脱下棉袄，带一个草捆，就往溪里跳。“下去不得呀，”亭面糊提出警告，“这水是龙水，龙王老子会请你去。”
　　刘雨生没有听这警告，卜通一声，扑下水去了，腋下挟着一捆草。一个大浪把他吞没了。雨还在落，水还在涨。黄浊的、汹涌的浪头一个接一个，雨点声里，夹杂着猛涨的溪水的奔腾澎湃的巨响。被大浪吞没的刘雨生一直没起水。岸上的人都着急了。陈雪春慌忙跑到盛佳秀家里报信去了。（11）
　　两部小说在塑造农村底层涌现的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形象上花了很多笔墨，体现了周立波对政治清明、干部廉洁的崇尚。
　　《山乡巨变》中还有一个情节引人注目。亭面糊上街为社里卖了一担红薯得了四元钱，他支了八毛钱在街上喝了酒。回来后到当会计的儿子、中学未毕业的盛学文那里交不了帐。最后盛妈买了一只鸡婆，填补了老倌子亏欠社里的八毛钱。盛学文这个年轻一代中的姣姣者，竖起了大公无私的旗帜。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建设最为重要的是民主、清明与廉洁。在今天时代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掌握和怎样运用基层公共权力。周立波以他的先见之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三

　　“发展与富裕”也是《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重要内容。《暴风骤雨》第二部描写平分土地后，工作队和农会号召农民发展生产。
　　萧队长坐在炕桌边，用金星笔细心记录着一切人的有用的意见。临了，他放下钢笔来问大伙道：
　　“我插一句嘴：咱们斗封建是为了啥呀？”
　　有的回答：“为了报仇解恨，”有的说是：“为了整垮地主。”萧队长又往下问道：
　　“打垮地主是为了啥呢？”
　　有的回答：“为了铲除剥削，”有的说是：“为了分地，”也有的说：“为了睡暖炕，吃饱饭，过个捏贴日子，逢年过节，能吃上饺子。”说得好些人笑了。萧队长笑道：
　　“也说得对，。咱们闹革命是为大家伙都过好日子。可是，怎样才能办到呢？”
　　
　　大伙分了可心地。老田头笑嘻嘻地说：“这下可有盼头哪。”老孙头宣布，他家分的一垧地，要种三亩稗子，稗子出草，供牲口吃，牲口养得肥肥壮壮的，冬季进山拉套子，不能误事。李大个子的铁匠炉子连日连夜生着通红的烈火，他正忙着给人修犁杖，打锄头，准备来年大生产。
　　屯子里的人都下地里插橛子去了。桃花雪瓣静静地飘落在地面上、屋顶上和窗户上。农会院子里，没一点声音，萧队长一个人在家，轻松快乐，因为他觉得办完了一件大事。他坐在八仙桌子边，习惯地掏出金星笔和小本子，快乐地但是庄严地写道：
　　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就是彻底削除几千年来阻碍我国生产发展的地主经济。地主打垮了，农民家家分了可心地。土地问题初步解决了，扎下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根子。翻身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向前迈进，不会再落后。记得斯大林同志说过：‘落后者便要挨打。’一百年来的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挨打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的先驱者流血牺牲渴望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不再挨打的目的，如今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快要达到了。（12）
　　如果说《暴风骤雨》只在结尾处才提出了“生产”问题，那么《山乡巨变》主题就是实行合作化，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农业合作化的初始目的是两个：一个目的是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打基础。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的进行的。因为工业化面临着“年年增涨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13）另一个目的是让农民富裕。毛泽东曾说：“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按照1955年的认识水平，实现工业化要靠农业提供积累；农业要抵御灾荒，使用机器，提高产量，要靠规模经营；实现共同富裕，农民要组织起来。这一认识至今仍然有其真理性。至于后来出现的“左”的错误另当别论。
　　周立波是在农村长大的，熟悉农村，热爱农民。他又是一位资深革命者、老一辈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依归毛泽东思想。他心目中的新中国新农村的奋斗目标是农民共同富裕。《山乡巨变》体现了作家对农村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实行规模经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思考。他描写了老一代农民被地主剥削，想依靠个人勤劳致富的不可能。如亭面湖虽吹牛“我也起过几回水”但始终处于贫困。老贫农陈先晋回忆自己“年年这样做，但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14）青年农民陈大春、盛淑君在新社会背景下不再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想法，他们憧憬一种理想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新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革命者，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无疑是以革命性的视野来观察和反映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光看书名，我们就能闻出一股二十世纪的革命气息。但是作为一名受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周立波又是比较早地以现代性视野来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国农村问题，构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15）解放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清明与廉洁、发展与富裕，是民族国家更新改造的中心问题，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来研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不应该忽略这一重要内容。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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