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顼
　　　　
　　摘要:周立波的乡土小说采取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方法，充分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风貌和这一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失误。他的小说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形象历史。
　　关键词：周立波    乡土小说    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仅从言辞的角度来说，并非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五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已经成为人们口头上经常言说的话语。尽管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这种言说与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语具有大不相同的具体历史内容，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始终是我党一贯的宗旨和努力的目标。
　　周立波是一个始终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历史命运的革命作家，他的心始终同农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与党的事业，与时代的脉搏联系在一起。他解放以后创作的故乡系列小说，正是一部形象生动、真实客观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长卷。我们从周立波解放以来创作的乡土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和国家五、六十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这正如胡光凡先生在《周立波评传》中评说他的短篇小说时说的那样：“这些小说虽然不是正面去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历程和胜利”却是“以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背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断，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气象。”[1] 所以，这些小说的题材与主题也同他写故乡生活的《山乡巨变》一样，仍然是描写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和建设的。下面我们分几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题的张扬
　　
　　我们说周立波解放以来创作的乡土小说是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小说，首先就在于他的乡土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我党解放以来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即它是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来教育和鼓舞劳动人民进行具有集体主义鲜明特征的农村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活动。周立波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五、六十年代。当时主要是开展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正如刘劲松先生所说的：我国“五十年代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从私有到集体，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推动整个农村的发展，进而改变农民的生活。”[2] 我国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在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且不要说他的《山乡巨变》是一部生动真实地描写农村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优秀作品，仅就他写故乡生活的短篇小说来说也不时地突出了这一主题。如《盖满爹》中就描写了这种所有制变革中的尖锐矛盾，尤其是盖满爹自己家庭中的斗争，盖满爹如何细致地做张家翁妈的思想工作等，这些都透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艰难与彷徨。当然，在许许多多像盖满爹一样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带领下，农民最终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周立波故乡生活的短篇小说大多写于他创作《山乡巨变》的同一时期，所以，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少一些。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尽管有意无意地疏离了当时政治上的中心事件，努力趋向乡村生活画、风俗画的创作．但仍然或显或隐地表现了当时时代的政治主题。因为政治生活客观上就是当时乡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绕开政治去描写当时的农村生活，恰恰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的乡村生活。如他的《霜降前后》的开篇中就写道：“……同时有这样多的事，社员都忙，队长王贵香自然更不得空了。他除了劳动，还要开会。这里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是多的。我来了一天，还不知道队长是什么样子。”小说就在不经意中透出了六十年代前期党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信息。
　　中国农业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也就是所谓“谷米天作价”。当时的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极其落后，因此，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此外，还有推广良种、推广新的农机具等等，这些是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突出的工作内容。这些内容在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如小说《霜降前后》中写道：“红星二队，由于队长领导强，盘算好，大家又齐心协力，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从一九六二年九月到一九六三年九月，整整一年这里只落得几场麻麻雨，旱灾十分严重；但是由于公社水库起了大作用，田里肥料放得足，他们的双季稻和秋红薯全丰收了。”虽然小说中只说了一句“由于公社水库起了大作用”，但却表现了农村水利建设的巨大发展和成就。小说的后面部分又通过社员转述队长经常说的“支援工业，支援城市，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把好东西送给城市，城里同志不会亏待我们，也会把好东西送下乡来的。”队长所说的好东西，当然包括了城里工厂生产的先进农具和农业机械等等。五、六十年代尽管我们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南方的农业生产还极少使用机械工作，但是农业对于机械化的呼唤是从未断过的。如小说《盖满爹》的结尾处写盖满爹病了，县立中学的一位女辅导员带着三十几个少先队员来看盖满爹，谈话中“话题由树木转到了社会主义。大人和孩子，你一嘴，我一舌，谈起了拖拉机和抽水机，又讲到志溪河上修水电站的明亮、暖和、丰饶和热闹的光景……”《山乡巨变》中亭面胡家的堂屋正面墙上就贴了一副对联“现在参加互助组，将来使用拖拉机”。这篇小说和《山乡巨变》都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可见那个时代我国的新农村就已经在呼唤着中国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了。
　　推广良种，科学种田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容在周立波的小说中也有不少的描写。如《桐花没有开》中写的就是科学种田的故事。作品中就写了用小苏打溶液泡种、盐水选种等，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新的生产方式。
　　农村中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相支援，正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出内容。周立波的故乡小说中虽然没有许多正面的描写，但是在他所描写的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中，却自然地透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信息，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
　　
二、周立波乡土小说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物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也精心刻画了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类人物。他所塑造的人物当中既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引导者、带头人、积极分子，也有一些思想上有顾虑，后来在党的教育下，在其他人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尤其是后一部分人，他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这些人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李月辉是作者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路人来塑造的。邓秀梅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她生性要强，学习努力，提高很快，成了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年青女干部，。她一入乡，当夜就开会向农民宣传党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以后的工作中她走村串户，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对那些思想上存在疑虑，不愿入社的农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如她做陈先晋的思想工作，一次没有做通，二次又上门；自己不能做通，又派兵遣将，把陈先晋的女婿詹继鸣找来帮助做工作。尽管陈先晋在心里对参加合作化不无疑虑，但是在众多人的劝说下，还是同意了走合作化的道路。后来她又亲自去做张桂秋的思想工作，尽管她知道张桂秋是个思想顽固的角色，但她并不放弃。在清溪乡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邓秀梅是一个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物。
　　清溪乡的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同样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引路人，他坚信社会主义是好路，坚定地引导农民走这条路。但他在政治上比邓秀梅更加成熟。他不为当时急躁冒进的潮流所裹挟，始终有自己的主张，坚持既积极引导，又不操之过急。他和邓秀梅到区上去开会的途中，对邓秀梅说：“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他在发动王菊生入社的问题上，就能够较好地坚持政策，在没做通思想工作以前李月辉说：“依我的意思，他这一户，先放一下子着……迟一步进来也好，这样勉强把他拉进来，将来在社里，不是个疤子，也是个瘤子。等社办好了，增了产，他看了眼红，自然会入的，急么子呢？”他在处理农业社与单干户的关系中始终注意团结这类落后的农民。封山后当菊咬因“枫树事件”与村干部起了矛盾，菊咬来找李月辉。李月辉把菊咬看作一个“未来的社员”，从团结的原则出发作了妥善处理，使菊咬很感动。李月辉送走菊咬后，又给刘雨生打电话说：“不要看不起落后……因为今天落后的，明天可以进步。我们哪一个不是从落后来的呢？”
　　又如他的《霜降前后》写红星二队遭受了旱灾，有些落后的社员在应当出集体工的大白天，去浇自家的自留地。王队长虽然心里十分着急，却没有生气骂人，而是不发一言地自己带头去浇队里的红薯地。双喜跟他去了，他对双喜说：“好伢子，有出息，是角色，天干得这样，我们首先要泼活队里的红薯，维护集体，先公后私。拿出你的吃奶的力气，跟我来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我们这条路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点出来的不会有错。”在王队长行动的影响下全队社员全都来参加浇队上的红薯了。在《盖满爹》这篇小说中，周立波塑造的盖满爹这一形象也是一个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物。盖满爹本来是个木匠，解放后他把他的木匠工具全部送了人，并且对人说：“以后，我不修私人房屋，要盖社会主义大楼了。”在累得病了的时候，他也照样想的是如何做好他儿子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入社。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塑造了许多这样的人物，如刘雨生、盛淑君、陈大春、艾嫂子、菊英、大喜等等。他们听党的话，发奋工作，热心于集体事业，成为当时思想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人物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
　　周立波乡土小说中塑造的另一类人物是那些在党的教育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物，其中亭面胡、陈先晋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亭面胡”出身贫农，旧社会的遭遇和新社会的经历，使他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对党无比信任。所以凡是党的号召他都愿意拥护。但是他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心灵深处免不了存在旧时代的影响，残留着许多缺点，如好虚荣；认识事物只凭感觉，不用心思；爱打小算盘；好扯谈，常误事。如在第二十一章“镜面”中，邓秀梅要找人去说服龚子元入社，亭面胡自告奋勇，但不久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到邓秀梅问他时他才想起。他到龚子元家后，龚子元为了从他口中打探听情况，说他有两瓶“老镜面”。亭面胡一听有酒，心花怒放，就把劝人入社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结果他喝得烂醉，摔倒在泥水坑里，不是盛清明发现送他回家，恐怕要在泥水坑里过夜了。
　　亭面胡很好虚荣，本来他对入社也很有顾虑，但为了表现自己是进步的，就把不愿入社的责任全推到老婆身上。他向儿子口授入社申请时硬要儿子写上：“我本人跟我的崽女都愿入社，只有婆婆子开头有点想不开。我婆婆子讲，‘搭帮共产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作得熟，又要归公了。’”这几句话既是他自己的真实思想，也表现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犹豫在当时的农民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但是盛佑亭主要方面还是愿意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常青农业社成立时，他为了表现对建社的支持，满头大汗地挑来一担柴禾，让社员们烧火取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周立波说：“这个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3] 从这个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社会变革，是怎样地撼动了每一个农民的心灵。
　　《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更有他艰难的心路历程。陈先晋当时是并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的。因为就生产条件来说，他比王菊生的条件还要好。他自己是一个在犁耙功夫方面仅次于亭面胡的作田里手。他的儿子大春和孟春、女儿雪春都是青年强壮劳力。生产条件也不错。这样的家庭如果自家单干，是很可能成为当时农民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陈先晋的发财梦是从解放以前就做起的，那时由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的梦想未能实现。解放后地主的压迫剥削解除了，陈先晋感到他发家有了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不愿入社和那些生产条件和劳力都不好的人家合到一起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受党教育和培养的儿子和女儿，他最信任的大女媳，甚至包括他的妻子都站在入社的立场上，使他感到再坚持单干，不入社已经行不通了，正如他经过一夜的思前想后，对他婆婆子说的一样“我想，农业社不入是不行了，入了，又怕他们是牵牛下水六脚全湿。”后来又说：“事到如今，我只由得他们了。”于是他带着对个人发家之梦无限依恋的感情和他赖以发财的土地作了一次痛苦万分的泣别。陈先晋确实是被当时的时代大潮裹挟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来的。但是陈先晋的脚最后还是站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上来了。亭面胡、陈先晋这样的农民在当时属于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这部分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大道。亭面胡、陈先晋走过的道路，表现了当时中国部分农民在短时间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内心的痛苦思考和当时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性。
　　
三、寓社会主义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
　　
　　我们在谈到古华小说的创作特点时,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周立波创作的乡土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认为古华作为一位湖湘作家，无论是自觉接受还是无形中被影响，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创作风格的确立，都是受到了周立波创作艺术的深刻影响的。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描绘社会主义的政治风云，不是政治概念的堆砌，也很少纯粹地对政治浪潮作正面描写，他往往将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化融入地方风俗的画图中来表现。周立波描写故乡生活的小说“不仅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风景画，而且是一帧帧引人入胜的民俗画、风情画，既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又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浪潮在农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的激荡，反映了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4]
　　我们先来看《山乡巨变》中刘雨生与盛佳秀的婚礼吧：
　　盖白灯点起来了，照得堂屋亮通通。谢庆元抱起两把花：一捧夹竹桃，一捧鸡冠花，大步闯进来，把花塞给李月辉。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对大家说：“现在听我指挥……那边还在庆贺社里的丰收，这边的事，也不可过于草率，你们行个礼。”李月辉立刻吩咐盛淑君和陈雪春找来两只大瓦罐，注满清水，将花插进去摆在八仙桌上。盛佳秀被妇女们在头上插上了一朵红绒花。李月辉又说：“现在是不能有那些穷讲究了，什么三茶六礼，拜天地，叩祖宗，我们都废了。”然后在一片锣鼓声、唢呐声、笛子声里举行了由李月辉安排的三件事。第一件是新郎、新娘向神龛前贴的毛主席像行鞠躬礼。第二件是由盛淑君、陈雪春代表全体来宾向新郎、新娘献花。第三件是要求新郎、新娘行个令人满意的最亲昵的礼信，这个礼信怎么行，由大家公议：亲嘴。行完这些新的礼信后，就是新郎、新娘请大家喝抬茶。李月辉解释说：“吃抬茶是老规矩，含着好事成双的意思。“宾客都走了后，刘雨生和盛佳秀双双拉手坐在床沿上，却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哗笑声和脚步声。刘雨生低低地对盛佳秀说：”散戏了，有人听壁脚。”
　　在这场新式的婚礼中我们既感受到了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破旧立新的丰富的时代信息，又看到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新的民俗风情画。这些丰富的时代信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因素又是水乳交融般的渗透在益阳地方民俗风情的图画之中的。
　　又如他的短篇小说《山那边人家》和《林冀生》也是这样。林冀生路遇一个出嫁坐轿的新娘子，他从新的思想观念出发议论说：“自己长了一双脚，为什么要人抬呢？”一个中年妇女立刻说：“这是规矩，新娘子不坐新娘轿，像个么子？”当一个中年妇女看见轿门没有上锁，又议论说：“轿门都不落锁呵。”林冀生不懂，于是问：“为什么要锁？”中年妇女立刻引经据典地说“怕新娘跑了，像祝英台一样。”这句话既道出了轿门上锁风俗的来源，同时也说明了旧社会妇女在男女婚姻中女子受压迫的事实。这时林冀生回过头来问医院来找他的护士小李：“小李，将来你结婚，也要坐花轿吧？”小李脸红了，把头扭到一边去说：“来世都不。”这说明这个时期虽然旧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新思想也在不断滋长。
　　还有《山乡巨变》《奔丧》一章中写亭面胡的岳母去世后，书中写了一个体现益阳民俗，同时又反映那个时代特点的简单的丧仪：“……房门开了。遗体穿好寿衣和寿鞋，从床上移到地上一铺席子上，脚端点起一盏清油灯，人一走过灯焰就摇漾一下。”尽管当时不许谈神论鬼，但农民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人死了就会变成鬼，下到阴间。要是一脚没走好，就可能掉入受惩罚的地狱中去，挖心、掏肺、下滚油锅等等。为了让自己死去的亲人不落到这样可怕的下场，因此在死者的脚下点一盏青油灯照“路”。而其它本应有的扎灵屋、披麻戴孝、做道场等等就都省略了。《山那边人家》里，新房窗户上剪的窗花，尤其是那两只壮猪，都能够显示出作者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气息融入益阳地方民俗风情描写中的创作艺术。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失误写真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当时对“一大二公”的过分肯定，对不尊重科学的盲动的欣赏，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浮夸风、瞎指挥，等等。
　　我们党在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也有过明显失误。如在左倾冒进思想的指导下对所有制的过快改变和对公有制生产关系超越当时现实的过分肯定。这在他的《山乡巨变》、《盖满爹》里体现得比较充分。如《盖满爹》中，楠木乡的互助组虽然“搞得不错，组员都增加了收入”，但是比起那些生产条件好的单干户来说，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优势。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没有看到集体化显示出来的明显优越性。当然对走集体化的道路心存疑虑。盖满爹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对互助合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这时上面却来了指示要“发展农业社”。这是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一次较大的急速改变，所以闹出了许多矛盾。如盖满爹与儿子的对立，陈先晋与儿女的对立，刘雨生夫妻的反目等等。再则对于合作社强调的是越大越好，所以在《山乡巨变》中当刘雨生的初级农业社成立仅两个月，就将同时成立的五个农业初级社合并转为高级社，规模是大了，局面却弄得混乱不堪。
　　周立波故乡小说中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桐花没有开》看似是一篇歌颂破除旧传统积极开展生产的作品；其实却正好反映了经济建设中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只凭主观盲动，差点造成严重损失的小说。作了三十几年田的张老倌是严格按照节气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年年是‘清明下种，谷雨下泥’”。这种经验并不是张老倌个人的经验，而是继承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宝贵传统经验得到的科学规律。可是“上头”却以要插“双季稻”为理由，不按节气，只凭主观的积极性来工作。硬是在春分那天开始泡种。谷种发芽后，遇到了必然会有的春寒天气，横风猛雨加凉风细雨一连下了五天，泡好的谷种差点烂了。乡支书赶到各村传达县委指示：为了防备烂秧，都要赶紧筹集第二批禾种。当然六天之后幸亏风雨停了，他们抓紧难得的空隙，将谷种下泥，终于度过了难关。小说中写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这不过是侥幸成功。这种违背天时节气的不科学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大坡生产队再也筹不出第二批禾种了，许多家连饭都没有吃的了。如果天气没有转好，或者是风雨天气晚来几天，又晚走几天，那么大坡生产队的禾种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完全是由天气决定其命运的。而这种违背节气的蛮干，又极大地增添了农业生产必然遇到灾害的危险性。大坡生产队的这类做法，在当时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起码全县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是县委指挥的）。这正是当时只凭主观热情和意愿，搞瞎指挥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表现。
　　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常常出现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在经济建设中有不少弄虚作假的现象。周立波的故乡小说中虽然没有多写，但是我们从他的小说中仍然可以发现这类问题的反映。如《在一个星期天里》杜清泉的房子里来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他们都是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来的。杜清泉和六大队长的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只拿田里的肥料来说，当时田野里打的氹子本来应当沤制土杂肥，但由于并没有积那么多土杂肥，许多生产队就胡乱在氹子里放些黄泥巴、屋檐草充数，人们把这些东西叫做“黄花炒肉”。杜清泉问六大队长说：“绿肥不好……氹子沤得如何呢？”“氹子吗？打开天窗讲亮话，也不见得好……”“又是黄花炒肉吧？”杜清泉笑一笑追问。“那哪里会呢？”六大队长说，“黄花炒肉倒是不会的，如今整过风，哪一个还会哄人哄自己？”六大队长的回答虽然肯定了现在通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但却说明了整风之前，“黄花炒肉”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对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和面貌，也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新一代农民的动人形象。同时，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左倾政治影响带来的许多失误。周立波的乡土小说是一部我国农村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形象历史。
　　
　　
　　
　　【参考文献】
　　[1] 胡光凡《周立波评传》33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2] 刘劲松 《以极大的热忱和决心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www.ynxpfgw.gov.cn/Article.aspx?id=76 28K 2006-9-25。
　　[3] 周立波1966年5月5日在益阳市看完花鼓戏《山乡巨变》后对剧团的谈话。转引自胡光凡《周立波评传》30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4] 胡光凡《周立波评传》35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刘中顼（1954-～），湖南南县人，湖南城市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