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理

　　2006年8月在湖南益阳召开的周立波创作与中国乡土小学术研讨会，是继1986年周立波学术讨论会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学术交流，把周立波创作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综而论之，其学术成就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放到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中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是这次会议令人瞩目的收获
　　周立波建国后深入湖南故乡生活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具有“地方色彩”和“风俗风景画面”的乡土小说审美特征，过去人们只把他的故乡小说中的风俗风景描写归于写作技巧，而未归入鲁迅二十年代开创的乡土文学流派。本次会议以文化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创作对乡土小说的继承与超越。有的学者认为周立波是以干部和游子双重身份来观察、叙述乡村生活，在作品中尽力地展现民间生活场景，给民间话语留出了大片空间，还原和表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显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在他的作品中，歌颂合作化的显性文本结构与民间隐性结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达到一种自然的融合。这种研究视野开阔，发掘了周立波创作的深刻内涵。把周立波创作研究推向了新的领域。
　　第二，研究周立波创作的唯美倾向，是本次研讨会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贯把左翼革命文学与唯美主义文学描述为针锋相对的两极。这次研讨会从唯美文学的视角对周立波创作艺术特色作了充分的高度的肯定，从作家的文化背景、作品的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和贯穿作家创作的文学精神，研究了周立波创作的唯美倾向，使周立波创作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让读者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很多学者分析，周立波的创作绝非一种“纯文学”的选择，他与时代同步，与革命共命运。但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文学潮流基础之上，他富于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他创作的唯美倾向表现为，十分讲究文本，在语言上作出了艰辛努力，对乡俗俚趣的幽默表达，使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进入一种出神入化境地。专家董之林指出“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不仅在于他个人独具个性的文学气质：对‘抒情诗的幻想’的推崇；对现代小说中语言问题独具慧眼的领悟，以及他把握和应用语言的能力；更在于他坚守着一种文学精神。在本质上，这种文学精神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不臣服于现实的心灵高傲的飞翔。这一点，在周立波建国后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中表现更为突出。”
　　本次研讨会从文本的梳理与归纳上，全方位评价了《山乡巨变》，对这部长篇小说给予了全新的充分的肯定，认为《山乡巨变》比《创业史》有更高的艺术性与文学价值。“《山乡巨变》以刻画生动的农村人物著称，作家写亭面糊（盛佑亭）的‘真’，虽然他是贫农，成份好，但心里还是觉得穷不是件好事，很怕被大家看不起，就和别人吹牛：‘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写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的‘善’，做工作时总是将心比心，像个‘婆婆子’，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写邓秀梅和盛淑君的‘美’，她们无论做乡里的工作，还是对待个人感情，都表现得委婉、细腻，又质朴、热烈，颇具‘湘妹子’的性格。”（董之林）“周立波是一位资深革命作家，他敏锐地认识到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不同话语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回避这些矛盾，而是把这些矛盾看作创作的宝贵的审美资源；他充分利用当时体制所给予的话语自由，让各种话语也都能充分地涌进合作化小说，从而使他的合作化小说最充分地体现出多语合弦杂语共生的特点。如果把处理话语之间关系的原则和方法称为话语策略的话，那么周立波的话语策略就正体现了他的艺术创造。”（蔡世连）还有的学者把《山乡巨变》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邓秀梅这一形象概括为“乖宝宝、党代表”。  
　　上述这些论点都很有新意。
　　第三，研究周立波文学传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
　　与茅盾、巴金、何其芳、沙汀等作家不同的是，周立波在建国后的创作不仅未停步，而且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新的高峰。他的故乡生活小说创作，以清醒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新的风格、新的主题、新的传统。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湖南乃至南方几省的整整一代作家，形成了“茶子花”文学流派。会议充分肯定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有的学者还从周立波的人格与文学艺术性的双重魅力来论述周立波文学传统与当今意义，论述他对后来者的启示与影响。

200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