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江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城市学院主办，湖南益阳三周研究会、湖南益阳市文联协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下旬在湖南益阳举行。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诗人贺敬之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周立波是一个文学史绕不过去的名字
　　张炯、王庆生等专家学者对周立波进行了总体评价，论及了他对后来者的启示和影响，还有历史见证人回忆了周立波晚年的生活情景。
　　伍振戈（湖南益阳文联）从底层体验、思想之光、民族血脉、文化底蕴等几个方面谈论了周立波的文学道路对于后辈作家尤其是当今新乡村小说作家的启示意义。郑永格（渤海大学）指出，周立波是一位不应该被文学史忘记、在文学史叙述中无法回避的作家。从对其作品功过是非的判断之中，不仅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冲突，也可以解析出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周健明（湖南文联）认为，周立波的创作为我们提了一幅幅当代生活的真实图画，使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屈辱与困苦的历史，也看到了他们如何经过奋斗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史。谢维强（中南财大）认为，周立波的人品和创作态度尤为今天的人们钦佩，但这不应成为对他们的经典作品进行质疑的心理障碍。文学批评者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工作。
　　董之林（中国社科院）剖析了周立波小说中的惟美倾向。这种惟美倾向不仅在于个人独具个性的文学气质、对“抒情诗的幻想”的推崇、对现代小说中语言问题独具慧眼的领悟，以及把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更在于他坚守着一种文学精神。傅建安（湖南城市学院）认为周立波的小说创作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使得作品能于清新淡雅之中表现很强的政治性命题。严振东（江西鹰潭炎黄文化研究会）指出，周立波善于从平凡的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选取乡土气息浓厚的生活细节，构成一种秀丽隽永的艺术风格。王泉（湖南城市学院）认为，在周立波作品中，民间视角的运用构成了小说艺术审美的特殊向度，这种技巧对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新（湖南城市学院）对周立波长篇小说在文学阐释空间上所做的拓展进行了分析。王竹良（湖南城市学院）认为周立波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而且更加贴近工农兵大众，自觉实践民族主义的创作方法。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认为，由周立波开创的“茶子花派”同其它乡土文学流派相比，虽然不喧嚣一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渐渐凸现其隽永的魅力。杨友今（湖南沅江市政府）认为，周立波的无私奉献和崇高的道德情操，造就了自我，造就了茶子花派。谭冬梅（湖南省作协）回忆在周立波1969年下放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学习班以来，自已和他的一段特殊交往经历，经人们展示了逆境中的周立波形象。金振林（湖南省作协）从很多生活细节回忆了周立波文章蒙难的经历，有很强的历史见证感。
　　说不完的《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在解放后最重要的作品，与会代表对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进而研讨了周立波其它文学创作。张永健（华中师大）认为，《山乡巨变》中的民俗风情既生动自然地展示了民俗风情的丰富性，也为揭示作品主题、刻画人物形象，抒发内心激情服务。其民俗风情通过多种方式得以表现。熊元义（文艺报社）着重探讨了当前底层文学的提出及其发展，梳理了人们对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不同认识，认为当前有些人对这些作品的把握不准确。即使站在今天，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巨大价值。蔡世连（曲阜师大）对《山乡巨变》的话语策略进行了解读。张卫中（华中师大）认为，《山乡巨变》体现了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层结合，其中政治话语有强烈的阶级性、时代性；民间话语则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湖南乡村带有草根性的人物与故事。王福湘（肇庆学院）认为，《山乡巨变》体现了作家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王又平（华中师大）说，周立波具有干部和游子双重身份，使得《山乡巨变》等作品交织着政治和民间的双重视野。周宪新（湖南益阳市委）认为《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肖丽芳（湖南城市学院）认为，“暴风骤雨”是伴随周立波一生的创作情结，这在《山乡巨变》中也不例外。陈正敏（复旦大学）说，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的形象体现为二重性，即“宝宝”和“党代表”，而党代表的一面总是压抑宝宝的一面，这体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意识形态教条。刘海军（华中师大）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作的革命姿态逐步从激进归趋为温和。肖向东（江南大学）认为，《山乡巨变》进一步显示了周立波在“乡土化”创作上的才情。祁峰（湖南益阳文联）认为《山乡巨变》中有着鲜明的人体特色。梁素清（贵州师大）认为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情趣。徐于（苏州科技学院）指出，《山乡巨变》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杨文军（华中师大）认为《山乡巨变》通过人物设置、情节设置等几个方面体现了对政策的顺应与超越。彭萍（湖南城市学院）认为，《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湘楚地方特色，这使得它成为了地域文化的一种文学化石。
　　赵树勤（湖南师大）认为，周立波小说的叙述起点始于意识形态，但是他并不一味站在政治立场，而是以不同形态的民间性叙事顽强地展示了民间的存在。刘中顼（湖南城市学院）论述了作为社会主义乡土文学的周立波建国后的小说的意义。邹理（北京大学）认为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体现了回归乡土的原生态之美。杨厚均（湖南理工学院）说，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创作在审美上显示出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来自于其复杂而谐和的革命干部、归乡游子、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四重身份。邓立平（怀化学院）认为，周立波的乡土小说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传统精神，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情感指向。
　　邹永常（湖南文理学院）从多个方面对《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进行了比较分析。张玲蓉（华中师大）认为，《暴风骤雨》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和丰富的历史与美学意义。
　　周立波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也被代表们专题讨论。王晖（南京师大）指出，周立波集翻译、创作、理论研究于一身，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功勋卓著的开创者。曾庆江（海南师大）认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自始至终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进行创作，虽然在时空上受到很大局限，但有很强的现场感和震憾性。孙振（河北师大）说，周立波的散文特写朴实、自然，没有虚假和夸饰的成分。周萼梅（益阳三周研究会）认为周立波不但小说写得好，而且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诗人。
　　对20世纪乡土小说的研讨
　　金汉（浙江师大）认为，自鲁迅之后，从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乡土小说形成一个模式，即用乡土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时代或者社会的主题。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乡土小说则渗透着作家强烈的当代哲学意识、审美意识和文化意识。庄汉新（中国矿业大学）指出，乡土小说对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意义和影响。李遇春（华中师大）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出现过四种不同形态的乡土文学；启蒙形态的乡土文学、革命形态的乡土文学、新浪漫形态的乡土文学、新古典形态的乡土文学。王文捷（广东商学院）疏理了整个二十纪乡土小说的文化表象。王玉林（邵阳学院）对二十世纪湖南乡土写实小说进行了思考。赵平（泰国）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农村题材的创作在叙述方式上由二十年代的“遵命文学”流变成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听命文学”，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作者不同的文学使命。张喜田（河南师大）认为“文革”前的乡土题材的创作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总动员。崔志远（河北师大）认为，新时期乡土文学出现了地域流派的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割据称雄”的发展态势。樊星（武汉大学）指出，1980年代中期以来，乡土文学出现了一些新质，作家们将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引入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政治性、文化性得到了空前的凸现，表达了作家对中国乡土衰败历程的深刻反思。刘茂华（华中师大）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乡土小说除了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外，还存在离去与归来、批判与认同、传统与现代等几组多元 共生的现象。庞守英、郭璐琪（山东大学）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那种优美的“田园牧歌”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很多作家仍然在作一种挽歌式的缅怀。徐肖楠、施军（华南理工大）不无担忧地指出，乡土中国的市场化颓败产生了乡土文学的颓败。文红霞（河南理工大）着重分析了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困境。苏永延（厦门大学）比较了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和马华乡土文学的异同，认为马来西亚华文乡土文学的独到之处对于我国乡土文学创作以及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曾庆江，海南大学副教授。

周立波创作与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名单

顾　　问：文选德（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刘湘溶（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周健明（湖南省文联原执行主席、一级作家）
　　　　　向邦柱（中共益阳市委副书记）
　　　　　赵运林（湖南城市学院院长）
　　　　　贺修铭（中共益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组 委 会
主　　任：王庆生（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周宪新（中共益阳市委巡视员，益阳三周研究会名誉会长）
副 主 任：张永健（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贺定修（湖南城市学院副院长）
　　　　　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刘中顼（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主任）
秘 书 长：张永建（兼）
副秘书长：张卫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刘中顼（兼）
　　　　　胡　旗（中共益阳市委办公室科长）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  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副 主 任：熊德彪（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刘中顼（兼）
　　　　　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