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仰之

　　爷爷周立波去世了，他老人家的一些事情总是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有时竟整夜不眠地回忆着爷爷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和爷爷相处时发生的一些事。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记得的不多了。只记得每天吃早饭时，我和爷爷合吃一个蛋，他吃蛋白，我吃蛋黄。每天早晨我起来后就去叫他吃饭，常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用两手捏我的两腮，做出很用劲的样子拉着我走。那时爷爷很瘦。后来才知道，爷爷是习惯于很早起来写东西，到吃早饭的时候大概已工作好几个钟头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我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晚上来抄家，连我睡的那张床也要搜一搜，妈妈把我抱起来放在她腿上，我仰头看见妈妈默默地流泪，我感到很冷。后来听说，在抄家和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常吓得大哭，爷爷教育我不要害怕。1967年，有一次一个解放军找到我们家（这时我们已从省文联宿舍被赶出来了），对我妈妈说：“你带着孩子们去看看周立波，不要告诉他儿子。这几天不出去，会有人来接你们的。”不久的一天晚上，这个解放军开着一辆小车来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轻轻地从爸爸身后走过。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个老太太死了儿子，常常自己关上门在屋里哭。爸爸正在拍门相劝。上车以后，我非常害怕。车在黑黑的路上开着，我的害怕越来越厉害，总想跳下车来逃走。到了一幢大楼前，车停下来，把我们带到一间大会客室，一个女同志来谈了很久，主要是交代政策。然后把我们带到一间小会客室，爷爷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这以前我对爷爷没有多少了解。由于报上的宣传和我因他而在小朋友中受到的委屈，我有点恨他。对爷爷的了解，我和爷爷之间的感情逐渐加深，是在1972年以后的事。
　　那时候，他被关在省公安厅，爸爸去看他。有人一再警告爸爸不要再去看望，还说共产党员要划清界限，并说要转材料到爸爸单位去。这以后，家里只好让我去看爷爷，每星期一次。那时我只有十二岁。一开始我不愿意去，妈妈给我做思想工作，说爷爷是个好人，他不过是受委屈罢了，她既要使我知道事实和报上宣传的完全不同，又要使我不对当时的做法过分不满，用心真是良苦呵！
　　去见爷爷，不一定每次都能见着，见着了时间也不长，办专案的人在旁边守着，谈话内容无非是我在学校怎么学习，怎么和同伴玩耍。记得有一次他问我眼睛怎样，我说好极了，可以当飞行员。他说要保护眼睛，眼睛坏了就不好办。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同学眼睛很好看，但戴眼镜后就变形了。爷爷说这个不正确，还说自己的眼睛就没有变形，并把眼镜摘下来让我看。这时，我一下子觉得他很老，皱纹很多，眼睛变形很厉害，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嘴里还是说“是的，是的”，“你的眼睛没有变形，戴眼睛没关系。”同爷爷会面是很轻松的，他从来不把痛苦带给你，总是乐观的。他是倾心听我讲孩子们中间的故事的唯一的大人。但是，同爷爷的会面也有使我不快活的地方。第一，在学校我给老师说是去看病，其实不是的，这使我心里不好受。第二，在门房等着的时候，常和一些犯人、犯人家属在一起，偷东西、杀人的什么都有，爷爷和这些人在一起，怎能不使我心里难过呢？
　　有几件事是我不能忘记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懂规矩，不知要到门房去挂号，门房再往里面传电话，一径跑到门岗那里，对一个大个子解放军说：“我是来看爷爷的，我爷爷叫周立波，让我进去吧！”大个子没有笑话我，叫人带我去门房，并详细告诉我应当怎样做。这一次见到了爷爷，我很高兴，从大楼里一直跳着跑出来。大个子还在站岗，他问我见到了没有，你爷爷身体怎么样，等等。我胡乱回答，急于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走了很远，还听见大个子解放军在说要注意走路，小心汽车。在那种到处遭人白眼的年头，这是多么难得啊。
　　后来爷爷出来了，在干校学习。爸爸妈妈怕他说话不注意，惹出新的麻烦来，便让我停学去陪他。爷爷爱说话，性情随和，不摆长辈架子，这使我很愉快，就象和要好的小朋友在一起一样。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晚两次散步，上午他教我学英语，下午我读报纸给他听。他的眼睛有病，不能看书。后来买了一本贺敬之的诗，我念给他听。晚上我拉琴，或者他给我讲唐诗。这时候，他给我讲过很多有趣的事。他最喜欢谈自己怎么写东西。他说，写小说主要要注意情节，比如你要写一个人物性格怎么样，你不能明说出来，而要通过情节和细节，来告诉读者他的性格怎么样。要不就不象小说了。读初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第一个老师》，老师和爸爸妈妈都说好，我很得意。爷爷看了，说还不错，不过这是说你在十三岁的时候写成这样还不错，长大了要求就不同了。还说这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老师很熟悉，很有感情，写出来就有味了。还有一次，他的围巾丢在家里了，到干校后他有些着急。我说不要紧，妈妈明天来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他不以为然。第二天，妈妈果然把围巾带来了，爷爷很高兴，对我说：“因为你熟悉你妈妈，知道她很细心，你就能肯定她会带围巾来。所以说要熟悉人。”这件事，他以后还说了好几次。
　　当然，爷爷也有使人不高兴的地方。有一次，我对他说一个同学怎样学跳舞，怎样和人吵架，我说到兴致正高的时候，爷爷突然冒出一句：“你这孩子，满口的长沙话。”把我的兴致全打跑了。
　　爷爷虽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仍然保持一个作家的习惯，很喜欢观察人，并时时和写作联系起来。有一次我们游泳回来，坐在木船上，划船人正高声对岸上的一个熟人说他们的土皇帝——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样怎么样，事情很有趣，他满口的土话使事情显得更有趣，引得船上的人哈哈大笑，爷爷也笑得喘不过气来。一会儿，他说：“这语言好极了，典型的小说语言，典型的小说语言！”1973年，物资供应紧张，到处要排队。我最恨排队了。爷爷却说：他最喜欢排队，排队的时候，人家碰见熟人说话啊，吵架啊，都是最好观察人的时候。
　　爷爷对人家给他的赞扬不大记得，人家对他的批评他却不会忘记。谈起《暴风骤雨》，他说原来只打算写第一卷，第一卷出版后受到很大的欢迎，于是又写第二卷，到底不如第一卷好，而且把小猪倌的名字弄错了，一个读者来信指出后才改过来，你看我多糊涂！有一次，我发现他留的读者来信，主要是批评的，提意见的。在《山乡巨变》里，爷爷写打扑克，写了很多，连打扑克的人搞的鬼把戏也写进去了。但是爷爷自己不会打扑克，你教他搞鬼把戏，他也学不会，所以我们不愿和他打对家。他在《暴风骤雨》中，全用方言土语写，其实他自己并不会说，到北方这么多年，他连普通话也没有学会。他说写小说的语言主要靠勤奋得来，不熟悉，就去听，就去记。他许多小本子，记着这些语言，要用时拿来就是了。
　　爷爷常说，写东西一定要在简朴的环境里写，不然容易分心。托尔斯泰就有一间写作的房子，除了桌椅，别无他物。爷爷说自己写《暴风骤雨》的时候，就住在一间农民的小房子里，一张桌子三条腿，第四条腿是用砖头垒起来的。
　　爷爷在公安厅的时候，我去的次数多，同办专案的人搞熟了，他们告诉我爷爷的身体很好，走起路来比他们都快。我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和爷爷见面总是坐着，未见爷爷走路。到干校后，看到爷爷身体确实好，而且极爱锻炼，早晚散步不能少，太极拳是他的必修课。他热心教我打太极拳，我不愿意，那慢悠悠的动作，我学不来。我爱跳橡皮绳，他在旁边看着，说这是你们女孩子创造的一种艺术。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不喜欢坐着，而是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教我读英语的时候，也是一边踱，一边念。在干校时，我们周末回家，很长一段路没有汽车，我总是连跑带跳才能赶上他，还时时要求他走慢点。他一边走路，一边讲故事，哪来的那么多故事呢？！游泳是他非常爱好的一项活动，并常常得意地说自己如何游得好，能游很长时间。有一次，天凉了，在饭桌上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我弟弟游泳，并提出饭后去游一次。我当然立即响应，巴不得在他面前露一手。妈妈和堂姑极力反对，怕深秋水冷，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出了问题不好办。我们好说歹说，总算同意了。走了没多远，妈妈和堂姑追来了。爷爷最先看见，知道她们是来挡驾的，就说快走、快走。可是，甩不脱，她们在后面喊起来了，爷爷给我们鼓励，说顶住！顶住！我们毕竟顶住了，下河游了一阵，冷得我够呛！
　　爷爷性格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意志力强。要不是这一条，在文化大革命中早自杀死了。据说，他在公安厅监狱时常和人吵闹。一回是有人骂站岗的解放军，爷爷听见了就大骂起来，说你怎么能骂解放军呢？解放军是最好的军队，我就是解放军，等等。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还称自己是解放军！还有一次吵，他说：你们关了我八年了，有什么问题查不清的？一个人有几个八年？八年要干多少事！为这件事，有好几个星期专案人员不让我见他。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爷爷是不大说的。有一次，他很轻松地说，造反派常让他跪在小车的车头上游斗，不知怎么搞的竟没有掉下来压死。“文革”后期，有一次爸爸对他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真惨！爷爷说，我算什么，有一位老同志真是好人，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他硬是不写，不害别人，最后两只眼睛被打瞎了。说着，爷爷就哭了起来，连声说这真是个好同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见爷爷哭。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爷爷常给讲打仗的故事，特别是三五九旅南下的故事，他对那些打仗勇敢，本领高强的战士、指挥员敬佩得很，常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说起他们，并说今后一定要好好写一部小说来描写这些战士。他对《万里征程》只是以日记体写出来，很不满意，说太粗糙了。对于王震、王首道将军，爷爷更是敬佩不已。他常说，王震将军负过很多次伤，但从来不喊痛，也最讨厌那些有一点小病就叫苦连天的人。“文化大革命”前，爷爷得过胃穿孔，痛得很厉害，忍不住哼了几声。对这件事，他很不满意，说自己很不象话，其实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爷爷逝世时，我没有在他身边，听说他一直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的表现，更没有喊痛叫苦。我想，这就是了，爷爷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附：周仰之自传

   文章难写，自传更难写，勉强为之。
   我的运气不大好。生在困难时期，身体不佳。长在文革时期，中小学胡乱混过，做学问没有根基。有电子工程学位，但又不喜欢，每次工作面试都告诉人家，我不愿意当工程师。
　　我的运气好像又还不错，77年高中毕业正赶上能考大学又及时的让我升上了学。和父母弟弟关系亲密之外，唯一的男朋友就成了我的丈夫。结婚二十多年，前十年难免吵闹，近十年由于太知道彼此，连架都吵不大起来。第一胎就生了个漂亮聪明的女儿，让我心满意足，就此打住。
　　学问虽然做不成，工作还算顺利。在美国工作十几年，我曾吹牛面试没有失败过。虽然是吹牛，但与事实相差也不太远。不肯当工程师的我在美国财富500强公司混了十来年之后自信心难免膨胀，竟然决定下海自己干。过几年有机会再来告诉各位父老乡亲，我是碰得灰头土脑了还是混出了一点名堂。
　　还有一件与生俱来的事不知算运气好或不好，就是我有一位曾经大大有名的祖父周立波。这名声有时好有时坏，小时候紧紧的跟随我由不得我喜欢不喜欢。77年考大学没有考虑文科也是因为祖父刚刚坐了不少日子的牢。一个专业能时不时的把人混进牢里去，当然躲得远一点为好。
　　到了美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孙女。身边走得近的中国朋友都是世界一流的工程技术人才，他们的父母好多都是学部委员，（下转107页）（上接103页）　大教授之类的。就算知道我们家是文化界的，也搞不大明白周立波是何许人。公司的美国同事远一点的知道我是亚裔说话带点英国腔；近一点的知道我来自中国；中国同事一般知道我是湖南妹子；中文学校的人则知道我是宝宝妈妈，他们选我当学校的校董也是写的宝宝妈妈。我的标签就这么多。
　　没有了外界的干扰，又长了阅历年纪，我倒越来越喜欢我的祖父，祖母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处在一个动荡多变的时代，他们生活态度认真积极；他们个性完美受朋友喜欢；身体好能力强，干出了一番事业，是让我为之骄傲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