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振林

一、初见立波

     1964年初夏，我从地质队业余作者调到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真乃梦寐以求，但又好似在梦中一样：怎么会调我呢？
     进作协后才得知，审阅我的作品并决定调我的是作协主席蒋牧良，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周立波拍板；分管行政的副主席蒋燕具体经办。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蒋牧良，他两目炯炯、颧骨高高、声音宏亮，他要我先当两年“干事”，再搞儿童文学专业创作，要有雷锋的“钉子精神”……他那一口湘乡土话，我最多听进去七八句。
     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一直没见到文联主席、我景仰已久的大作家周立波。
     作协借用五一路边的中苏友好馆三楼办公，干部却分住数处，环境相当窘迫。鉴于此，加上从1962年三次文代会后，陆续调回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等名作家。于是，1964年夏秋之间，经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批准，拨款三十万元在春华路四号盖四栋别墅，年纪大些的蒋牧良、周立波住平房；中年的康濯、柯蓝住二层楼，机关全体人员均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为了讨钱建房，省文联秘书长谷曼左胁夹一本精装的《暴风骤雨》，见了管钱的人，就拿出来展示，并自豪地说：“我们是给这位得斯大林奖金的大作家建房，请高抬贵手！”这名人效应还真行，不久，三十万全到了文联帐上，另外又打报告，给其余作家和职工盖一栋宿舍，省里又批给八万元……
     有一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上班的周健明，跟蒋燕边挖土边聊天。蒋燕不断问：“你父亲……”，怎样怎样；而健明则不时地回答：“我父亲……”，如何如何。
     “你父亲是谁呀？”我抬头问。
     蒋燕深感意外：“小金，你还不知道？他父亲就是立波同志，调你上来还得他点头哩！”
     嘿，我真木纳，跟健明面对面办公几个月了，竟然不知他是周立波的大公子。
     1964年底，春华路四栋别墅建成，第一个搬去的是蒋牧良，按蒋燕的意图，每家须搭住一个年轻人，于是我跟蒋牧良住在同一屋檐下；可是，南边那栋别墅却一直空着。一天，我从窗子向南张望，却见那栋灯火明亮，门前停着一辆华沙牌小汽车。蒋老夫人黄灵均告诉我：“立波回来了，王震在他屋里谈心呢！”
     第二天，蒋老带我去见立波。他那栋别墅陈设非常简陋，除了几张床，就是一些桌椅，他的哥哥替他做饭。
     蒋老把我介绍给他后，立波同志连连点头，重复着蒋老的话；“哦，勘探队员，出过书，搞儿童文学……哦，好，好！”看来他是个不善言词、简单朴实的人，我因为一向很敬重他，见了面，反而怯生，只回答了几句话。
     立波单单瘦瘦的，颧骨很高，戴一副近视眼镜，清瘦的面庞上总是充满笑意，是一位慈祥的才华横溢的前辈。在他和蒋老、康濯等名家的熏陶、直接指导下，我对自己的创作前景充满了希望。
     周立波那年56岁，蒋老比他大8岁，他又比康濯大12岁，正是创作力旺盛时期。周立波等名家调来后，是解放以来湖南文艺界的鼎盛时期，可惜好景不常。

二、引火烧身

　　然而，周立波还是很难见到，因为他在益阳老家深入生活，他的夫人林蓝在北京，春华路那栋别墅由他老兄看守着。立波深爱他的故乡，以及成为他小说人物的亭面糊、盛淑君、秋丝瓜之类的角色，轻易不回机关。1964年6月，华国锋任韶山灌区总指挥，省文联组成创作实习团，团长是蒋老，我则充任了最不愿担当的“秘书”的角色，立波也到工地走马观花，写了篇《韶山灌区两日记》的应景文章。
     那时，人民日报在批判1962年的“大连黑会”，点了邵荃麟、康濯的名，说他们主张写“中间人物”。湖南省委组织了批判康濯的班子，周立波也只好忍痛割爱，离开他的故乡，参加到运动中来。
     周立波乃一介书生，对政治空气中充满的火药味，嗅觉非常迟钝。1965年底，江青这个“旗手”正炙手可热。周立波不识时务，在广州《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1959年6月25日重返故乡的《韶山的节日》，头一次披露毛泽东回乡的情景，两次提到“前妻杨开慧”，此文由康生转给江青，江青见了“杨开慧”三个字便神经过敏，如芒刺背，她气愤地责问中南局书记陶铸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而陶铸对此文十分欣赏，指示《羊城晚报》加上编者按,于1966年1月春节前夕重新发表，这在文坛实属罕见，无异于公开向江青宣战。江青气得直咬牙，大骂：“周立波很坏！”同时，对陶铸也耿耿于怀！
     不谙世事的周立波可说是自投罗网，文革中，江青六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并成立中央“三办”专案组，把周立波囚禁起来……他那栋没住多久的别墅，一段时间里也成了他的囚室，命运真的会开玩笑。而春华路四号马路对面，便是省公安厅，过来抓人只需跨越马路，十分便当……
     从1966年的《韶山的节日》，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的《湘江一夜》，周立波只发表了两篇文章。本来，从58岁到70岁，应是他创作力最旺盛，作品最成熟的时期。然而，“文章憎命达”，他不仅丢下心爱的笔，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还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与精神折磨，文革蒙难十余载！

三、淡泊人生

     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被揪斗的是中央点了名的“黑作家康濯”，从1965年起，他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而文革初期的周立波、蒋牧良，虽然接受革命群众的“斗批改”，行动上还相当的自由。周立波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倒痰盂。当时，有人跟他调侃说：“倒什么痰盂呀，你每月三百二十元工资，每天买十个新的也算不了什么！”
　　周立波知道别人拿他开心，只无奈地一笑。其实，那时候，文联“四大家族”——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每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
     周立波是文艺一级，工资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一样，320元/月。对于每月四五十元的一般干部来说，那可是“三高”之一，高不可攀啊！蒋牧良数“老二”，260元/月，因他精力都用在培养青年作家身上，很少写作，所以，稿费收入甚少，又因家中人口多，生活紧巴巴，文革抄家时，他的存折上只有可怜的50元！
     周立波的工资是由文联总务科掌握的，他开了个名单，寄XX元；XX一家30元，……反正，他不拿工资，也不看工资表。
     他家乡益阳邓石桥，有一座荒山，他看了心疼，便拿出3000元，让村民们在山上种满了梨树；一个农民相依为命的老水牛，不慎掉进池塘一命呜呼，老农呼天抢地不想活了，要跳塘。周立波立即答应他：“我给你重新买一头！”于是，又是数百元；村里人把他当成救命菩萨和财神爷，谁生病无钱医治，谁家孩子考上学校读不起书，他都慷慨解囊。所以，他的群众关系特好，村里大事小事，东家长西家短，乃至于最秘密的偷人养汉之事，都敢告诉他，好在他听了只嘿嘿一笑，既不传话又不多事。见了村里人吵架，他总像孩子似地看稀奇，当二人开始动手时，他就悄悄离开……这也是他深入生活的一种方法，他写出的人物如盛淑君、亭面糊、秋丝瓜，都栩栩如生，语言是道地的益阳土话，朴实而风趣。字里行间充满了乡土气息。
     调进文联前我就听说，周立波是唯一获得两次斯大林奖金的中国作家，一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同时获奖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再是与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合作的电影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周立波将获得的几万卢布，购买了上百万册苏联小说《普通一兵——马索特洛夫》，据说送给志愿军指战员人手一册；
     1956年1月，他和巴金参加民主德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德国出版社付给他4000马克（大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说是《暴风骤雨》德文版的稿费，周立波拿了1000马克，给巴金500马克，其余2500马克都交了党费……
     由于周立波过于信赖文联总务科，结果有位替他管钱的会计，做了手脚。东窗事发后，调查人员问周立波：“你帐上的工资有多少？”周立波一问三不知，自己是一笔糊涂账，那会计到底贪了多少，只好听他“自报”，最后不了了之。
     为此，蒋燕愤愤不平：嘿，与其让XX一人独贪，还不如拿出一些给机关职工改善改善生活！
     一天，我们正在食堂里饱啖大块大块的红烧肉，蒋老太（人们背地里都这么称她，她也不见气），摇摇晃晃地来到食堂，看看大家碗里的红烧肉，引而不发地问：“同志们哪，你们今天吃的是谁的肉啊？”
     无人回答，还是她自问自答：“你们吃的是立波同志的肉！”
     食堂里哄堂大笑：“笑么子罗？真的是立波同志的肉啊，是他同意从工资里拿出三千元，给大伙儿改善生活哩！”
     “蒋燕同志，你也来一碗吧！”有人调侃说。
     “我不吃周立波的肉，我要回家跟老头子共进午餐！”她说的老头子是新婚丈夫、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笔名凡容），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后来，这三千元还出借给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职工，反正，周立波是分文不要。
     他把名利、金钱看得很淡泊，然而，在文革中，他那乐施好善的义举却被某些人攻击为“糖衣炮弹”，蒋老太也同获此“殊荣”。

四、果断抉择

     据圣经上讲，6月6日是野兽日，也即黑色的日子。
     1967年6月6日，湖南省会长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六惨案”，社会上一批造反派与“誓死保卫省市委”的“高司”大学生发生流血事件，众目睽睽之下，打死大学生，为全国性大武斗开了先河。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要求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然而，从此以后，全国性的武斗也越演越烈。惨案发生在五一路边的中苏友好馆，省文联首当其冲，从此，文联职工连个窝也没了，机关处于无政府状态，更是群龙无首，大打派仗。
     这一段时间，除了康濯这只“死老虎”被群众专政外，其余的还相对有点自由，到了1967年秋，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文联机关也在讨价还价中，成立了“革委会”。
     一天下午，周立波穿件蓝色中山装，看看周围没人，便悄悄进了我的寝室，我们面对面作了一次长谈。他首先把衣扣打开，从左边夹肢窝里掏出一迭自己写的材料，我翻了一下，是交待他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上海“左联”时期，提倡国防文学的事，以及在苏州反省院的情况。
     他还主动告诉我，1938年12月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长沙曾找过他，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说到这里，他那近视镜片后的双眸，颇带神秘色彩，他用右手做了个手枪的架势，在空中点了几下，我恍然大悟。“周副部长”（此时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是要他搞“特工”，而这项使命对于文弱书生的周立波，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他摇头婉拒，对周副部长说：“我还是写点文章吧！”
     在长沙“文夕”大火前两日，周恩来根据周立波的意愿，派他去湘西沅陵担任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为此，他把七岁的爱子健明送到孤儿院，健明从此成了真正的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
     当年，周恩来40岁，周立波30岁。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周立波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么，就多了一个“潘汉年”式的人物，而少了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人们也就不可能在他的故乡召开周立波学术研讨会了。
     我认为，周立波的选择是果断的、正确的！

五、巴金谈周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立面攻击如敌，而我们要保护的老作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尤其在三十年代，究竟干了些什么？因此，决定去上海探个究竟，第一站便去钜鹿路675号作协上海分会。第一个“外调”对象便是作协主席巴金。
　　那是1967年10月中旬一个阴霾的秋日下午，我持介绍信，到上海作协，说明情况后，一位工宣队员便将巴金领到二楼过道口。
　　我们三人呈品字形落坐，巴金朝南面壁，我坐右首，工宣队员坐在他下手。
　　巴金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浅蓝色中山装，脚下是一双旧的棕色皮鞋，他戴一副眼镜，虽然经历了一年多的批斗折磨，仍从容不迫，不亢不卑，满面慈祥，我从他右手看去，尤觉他那“文曲星”下巴骸儿特别尖长，头发有些花白，讲话时稍有口吃。他告诉我：“今年六十二岁。”
　　我们从周立波三十年代谈起。
　　巴金沉思了片刻，便娓娓道来：“三十年代周立波在上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他翻译过《被开垦的处女地》（萧霍洛夫名作）。”
     关于三十年代的往事，仅此一句，我有些失望，但巴金谈到周立波出访的事，却兴奋起来。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北京出席文代会，以后在京开会时我也看见他。但是，第一次我和他接触还是在1956年1月，和他同去柏林参加德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这次去民主德国，他不愿意去，是陈白尘打了几次电报把他找来的。他到京较晚，我已经把发言稿写好了，他当时就说不愿出国，并说他在农村参加合作社建社工作，到合作社正式成立时，他却看不到，很有意见。”
     我接话说：“当时根据周立波的要求，中宣部决定周立波在1954年起就到湖南益阳桃花仑深入生活，准备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后来出版了《山乡巨变》。1956年他正沉浸在《山乡巨变》的焦虑与喜悦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亭面糊、盛淑君、秋丝瓜这类人物，而不想出国兜风。从泥土里把他拔出来，当然一肚子不满意了。”
     巴金接着说“我们与德国驻中国大使同机到达柏林，下了飞机，却没有人欢迎，那位德国大使也不管我们就走了。我们等了许久，不见人来，我托我们使馆商务处来接信使的人，打电话给文化处去问。我们在机场等了一个多钟头,人们都走光了,后来机场工作人员也走了，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外面院子里。周立波一直在抱怨，他说真不该来，我们马上回国去！我反而得安慰他。后来大使馆文化参赞叶克来了，叶克是延安鲁艺的学生，周立波还是他的老师。叶克说，他得到国内动身的电报，估计我们不会到得这么快。后来得到商务处电话，临时找汽车司机，今天是星期六，司机上街去了，因此等了许久，才到机场来。叶克把我们接到使馆，便通知德国作协，不久，德国作协派作家来欢迎，把我们接到旅馆去。这是周立波第一次发牢骚。”
     天气不冷不热，工宣队连一杯白开水也没倒给我们。巴金的记忆力非常好，二十年前的往事如在眼前，接着他又颇为生动地描述了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
     “这次开会，德国作协派给我们的中文翻译不太负责，会场上人们发言，他只偶尔译出两三句，使我们感到莫明其妙。周立波坐在那里更不能安心。有一次德国作协请各国来宾吃晚餐，白天没有会。那天叶克约我们去使馆，说是朱老总（朱德）和聂老总（聂荣臻）要到使馆去接见使馆人员。我们那个翻译同意晚上到使馆接我们同赴宴会。使馆曾涛大使请两位老总吃饭,接我们作陪,但吃到一半，叶克通知我们，翻译员坐车来接我们去作协。周立波不想走，我问叶克怎么办？叶克还是主张我们两人都去。我便向曾大使和朱老总讲明情况告辞走了。周立波很不高兴，但还是一同去德国作协赴宴。宴会结束回到旅馆，周立波一直说：今天不该离开使馆，对朱老总不礼貌。我说，我们已经向大使讲明情况，我们是德国作协的客人，德国作协招待我们不能不去，不去显得对德国作协不友好。周立波反驳道：难道德国作协可以跟我们的朱老总相比吗？火气大得很。我们谈了一阵就谈不下去了。”
     这大概是周立波第二次发牢骚。
     而第三次简直是发脾气了。
     巴金说：“我们离开柏林回国，德国作家送我们上飞机，送客的人都走了，飞机快起飞了，叶克还不见来。周立波在飞机上大发牢骚，说他从此完蛋了，真不该到德国来。问起来才知道他这次出来组织关系也转到我驻德国使馆，他以为叶克今天会到机场送回给他，所以昨天到使馆去没有向叶克要回转关系的信。他正抱怨时，叶克终于在班机起飞前赶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巴金又说，在他们离开柏林前一夜，曾大使要他们回国后写访问德国的文章。周立波断然拒绝，说，回去马上要到湖南乡下去深入生活，对德国一点也不了解，写不出访问的文章。曾大使听了颇不满意。周立波回到北京呆了一两天，就回湖南去了。给作协的报告也是巴金写的，访问文章他一篇也没写。
     本来,会后还要由德国对外文委安排访问两个星期，可是，周立波归心似箭，最后，巴金同意访问一个星期，周立波才不再坚持了。
     巴金又忆起1962年1月在广东湛江与周立波见面的情景。他说：“我早听说他同冰心一起来广东，可是我到湛江并未见到冰心，他说北京来电报要冰心出国，冰心先走了。本来作协也来电要他同冰心一路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第二次大会，他不愿意出国。推掉了。”我说：“你应该去，要是大家都不去，怎么办？”他说：“你知道我在国外生活不习惯，没有办法。照理说，是应该去的，不过，我不去，还有别人去，也不要紧。”又说，“将来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国吧。”
     “我的印象，周立波对国际斗争等等不感兴趣。但周立波对革命先烈却十分敬仰。”巴金补充说：“那次到德国，叶克交给周立波四千马克（大约合人民币三千几百元），说是德国出版社送来的《暴风骤雨》的稿费，记得他自己拿了一千马克，又送了我五百马克，其余的都交了党费。德国作协也送了零用费给我们，但是我们两次献花就花光了。一次是在布廊瓦尔德集中营给台尔曼献花圈，另一次是在魏玛哥德像前献花圈，这是周立波的意思。在那里，冬天鲜花很贵。”
     我问巴金：“关于周立波，你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他扶了扶眼镜，想起什么，忍俊不禁地说：“那是1959年陈白尘到上海，我和他谈起周立波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山那边人家》、《下放的一夜》，陈白尘说，周立波送稿子来，先问他：你们敢不敢登我的小说，敢登我才给你们。”
     此刻，我见巴金十分得意地翘起二郎腿，搁在左腿上的右脚尖，还颠动着。那位在一旁监听的工宣队员听了一会儿，对我们的谈话似乎不感兴趣，便楼上楼下走动走动。因为，我们没有谈什么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历史问题。看见我们二人均在发笑，根本不是“外调”的气氛，且巴金这个专政对象居然翘起二郎腿，颠悠颠悠着，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声：“把脚放下去！”巴金乖乖地收敛了笑容，坐正跟我谈起了蒋牧良。

六、游斗闹剧

     1967年和1968年上半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疯狂的年月。“湖南省工农兵业余作者联络站”（简称“业联站”）和省文联的造反派结合起来，夺了文联大权。他们的主攻目标是周立波。
     在批斗会上，那些人要他交待跟周扬的“黑关系”。
     周立波抗辩道：“不错，周扬是我的堂叔叔，可是，我这个侄儿跟他同岁，我们相隔十六代呢。”
     责问者瞠目结舌。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又要他回答：“你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你要好好的交待！”
     周立波心怀坦白地说：“1932年，我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有一次罢工跟工头打架，又在我床底下翻出一些进步书籍，就把我送进上海西牢，后来转反省院，出院后，我回到益阳老家，按反省院的规定，每隔一段时间请朋友照抄一封信寄去说明自己还在本乡，其实，我早又回到上海，在‘左联’领导下工作，我不是叛徒，何况那时我还没入党！”
     责问者无言对答，只好狂呼口号：“打倒叛徒周立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于是周立波便以沉默来表示蔑视。
     批斗会总是不欢而散。为了打击他的态度，“业联站”便把周立波揪到各地分站去游斗，去示众。羞辱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名作家。
     古往今来，当权者总是把“囚徒”押送他的故土行刑或示众。据说，这样最能打掉他的自尊心，使他羞于见江东父老。造反派也学会这一手，周立波终于被押送到他的故乡益阳市。
     海报：“揪斗周立波大会，欢迎革命群众踊跃参加。”
　　革命群众还真的来得很早很齐，据会议主持人宣称：至少有两万人。真算得上是万人空巷。
     主持人非常得意地翘着二郎腿，朝跪在台上的周立波嘲讽道：“嘿！周立波，这回你衣锦还乡了吧？”
     主持人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喊，台下的反应却是一片沉默。不久，台下骚动起来，黑压压的人群潮水一般涌向主席台。主持人慌了手脚，大叫：“往后退，往后退！”果然，人们涌向主席台前，看清了他们家乡的骄子的丰彩，他们深深地感激他给家乡带来光彩，他们也怀着忧愁惆怅离开他，……人流向四周散去。批斗会已不成体统，急坏了主持人：“没有散会，不要走，不要走……。”
     最后，终于留下不少的家乡人，主持者感到欣慰，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这些周立波的老乡和崇拜者涌向主席台，有的喊“周伯伯”，有的喊“周爷爷”，“老同志”，有的流着泪竟说不出话来，他们看见家乡的骄子，久已崇敬的大作家被糟塌得不成样子，心如刀绞啊！
     有人递上小本子，恳切地要求道：“老同志，请给留个名吧！”有的说：“周作家，给我留几句勉励的话吧！“
     这一切，使主持人措手不及，而富于幽默感的周立波却颇为宽慰，盛情难却，他提起大笔，在本本上飞快地认真地写。有些人并没有想到签名这一着，又怕失去大好时机，一时急中生智，便把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递了过去，这下子，周立波惹祸了！
     周立波毕竟是个书生，他那里晓得，这红宝书不能叫“买”，而要叫“请”，扉页上只有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才能签名。那有他这个“黑作家”留名之处啊！
     可是，凡是递上红宝书的，他都大笔一挥。他发现英文签名比写中文快且流利,于是,便用熟练的英文字，签署着：“LIBERTY”（立波特）。
     一本红宝书被主持人抢过来，他发现新大陆似的吼叫道：“周立波，你狗胆包天，竟敢在红宝书上乱写乱涂！”
     周立波怕他不认得外文，辩白说：“我没乱写乱涂，上面是英文‘立波特’”。
     “‘立波特’？什么意思”主持人及其同伙们齐声责问。
     “Liberty，就是自由的意思，也作解放，‘自主’。”周立波理直气壮。他原名周绍仪，在左联时期改名周立波。
　　“好呀，狗胆包天，竟敢向《毛主席语录》要自由，要解放！反动透顶！”口号声，责问声又响成一片。于是，“自由”被践踏、被葬送了，周立波那正直的善良的称号，被淹没了。
     那次批斗大会以后，周立波突然失踪，事后才晓得，省军管会“三办”奉江青女皇的旨意，在大会后，派出架着机枪的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押送回长沙，关进了省公安厅的囚室。
     这是周立波第二次进监狱。第一次，他在上海蹲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这次，他尝到了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四人帮的牢狱之苦，而且，这一回坐牢的时间，比1932年那次长了三四倍。历史，就是这样的作弄人！

七、可笑之事

     1968年9月，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党校，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省直一、二级机构的绝大多数干部，近二万人，一夜之间都被赶进这座变相的集中营，军宣队和工宣队主宰着这二万人的命运。
     大概是1969年初夏，周立波突然出现在二大队的专政班，成了谭冬梅的“部下”。
     谭冬梅也是个书生,他对周立波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他就和一些同学专门拜访过周立波。当然,周立波早就忘了这些事。
     周立波等专政对象，分男女各居一间大教室，二楼的地板上，靠窗户，几十人一字儿排开，每人三尺天地，头靠墙根，脚朝空屋。那时的伙食也很糟糕，八个人一桌。学员们每周可以回市内家中打一次牙祭。这些“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可苦了，每餐只靠那些饭菜，因此，不分男女，上桌来总是狼吞虎咽，学员们是不敢跟他们同席的。
     每回吃饭时，任何一个学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叫一声：“最高指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于是，饭厅里的成百上千人，都必须放下碗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跟着念诵：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饭菜和唾沫溅得满桌，“斗私”，无非是请你吃菜文雅一点罢了，实际上谁也吃不饱。
     过去，蒋牧良一直跟我讲，他三十年来，每餐只吃两小碗米饭，如今，“存在决定意识，”我看他的胃口越来越好了，而那将军似的富态的体形，衣带渐宽；周立波还是那副文弱书生的样子，颧骨显得更凸出了，脸色憔悴。
     谭冬梅，外号谭牛皮。对于周立波是另眼看待的，他喜欢扯乱弹，他第一次找周立波谈话，言必称老师，从北京的拜访，谈到《山乡巨变》的艺术特色，周立波也颇为得意，想不到在专政班找到一个忠实的信徒。于是，专政班长与专政对象之间便云天海外地谈起来。这一下引起了军宣队、工宣队的注意，谭冬梅索性在大庭广众之间宣告：“周立波是打不倒的。即使打倒了周立波，他的作品也是打不倒的！中国打倒了，外国打不倒！”
     祸星从此引发，加上他跟民政厅等“走资派”“勾勾搭搭”，于是，一夜之间，他就从专政班的班长变成了专政对象，吃饭时也拿个破碗，排着队，戴着黑袖章，跟周立波“同流合污”了。
     据说二大队以“三胡”（即胡青坡、胡真、胡代伟，省文化局正副局长）为代表人物，刮起了“翻案风”。于是，全体待发配的学员、专案组成员以及专政对象，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参加批“三胡”的大会。
     我那时也倒了大霉，因为“右倾”及“藐视工宣队长”正待发落，但处境比谭冬梅好一点，可是，周末也不能回家去。我便在最后一排自己找着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大会开始时，专政班入场，他们都低着脑壳，每人带一只矮脚凳子，规规矩矩地靠教室最后边的大黑板坐下，“接受教育”。
     谁知“三胡”根本不服，顶起嘴来。批斗者吃不下，不久，只好偷换主题，将谭冬梅押上台，批判他的右倾翻案。发动“专政对象”揭发他的“罪行”，无非是跟谁讲过：你的问题不大；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搞清，以及跟XX借钱买烟忘了归还之类。突然，有个专案组的积极分子上台揭发道：“谭冬梅吹捧、美化大叛徒、黑作家周立波，他说过周立波是打不倒的，即使打倒周立波，他的作品也是打不倒的，这是什么话？谭冬梅，你老实交待！”
     谭冬梅仍是“冥顽不化”地说：“周立波的作品就是打不倒！”
     此刻,我发现一字儿排开，坐在小板凳上的专政对象，都低着头在佯作笔记，正襟危坐的样子使人发笑。唯独周立波例外，他听说谭冬梅美化吹捧他，而且当众声称周立波是打不倒的。他乐了，他胜利地微笑着，而且，台上吼得越凶，他越发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声，他先是微笑，后来台上顶嘴了，他就咧开嘴巴大笑，但又不能笑出声来，只好用拿笔的右手，捂住嘴巴，仿佛老人在咳嗽似的，笑得抹眼泪，笑得不断纤。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人，不住地用手肘捅捅他，提醒他不要笑得太厉害。周立波顾不上这些了，他仍在笑，而且笑出了眼泪，一直笑到把“顽固分子”谭冬梅押送出大会场。
     多少年来，我没有发现周立波这样笑过了，他多么天真，他难道不晓得，江青在北京的十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吼叫道：“周立波是个大叛徒，他笔下的好人都死去了，坏透了，湖南省文联是个大黑窝！”
     然而，周立波仍然是个充满农民幽默感的周立波，他在笑，不仅为找到了维护自己声誉的知音而发自内心的微笑，他还在笑那些自以为聪敏的篡权者，当代的武则天女皇，笑天下可笑之人，那一群丑类！

八、囚徒生涯

     1969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即“五七”指示，我们一些“待处理品”也就顺应时局，在长沙吊销了户口，戴着大红花，礼送出境。我和谭冬梅去了汉寿县清水坝五七干校。
     那次批斗谭冬梅以后，就一直未见过立波。听说不久又“收监”，关进省公安厅三办囚室。
     1972年秋，劳动归来时发现我那个本来就比较拥挤的宿舍里，突然加了一张床。有个三四十岁的汉子笑嘻嘻地穿着劳动服坐在那里。
     “那儿来的？”我这样问他。
     “三办！”他这样回答。那时，一听说“三办”，在某些人听来简直是谈虎色变。
     “搞专案的？”我问。他笑道：“不，我是专政对象，关了几年，调到清水坝继续审查。”原来，他就是当初大名鼎鼎的由航运工人造反起家的省革委会头头李敬林。
     我那时是负责劳动的班长，他是我的部属，在劳动之余，闲谈中，得知周立波原来跟他关在一起。
　　那是个小小的四合院，有七八间陈旧的小平房，每间房子都很小，朝天井有门窗。天井里是一块长方小草坪，有高墙和葡萄架，高墙后边有梨树。院内有一个小厕所，是囚徒们共用的。
　　比起造反头头和“亮相干部”，周立波一介文弱书生，在囚牢里是最守规矩的，因他年老体弱，不与哨兵吵骂，因此，他们也不怕他逃跑，说句老实话，你要他逃他也不会逃，逃也逃不了。于是，每天为囚徒们打开水的任务，就落在周立波身上，他提着几个热水瓶，在哨兵监视下去开水房，然后，分别放在囚室的门口，这也是一种户外活动，他是乐意接受的。
     天晴，周立波在哨兵的监视下，在天井的草坪里，坐在小凳上专心地看理论书，一张方凳就是他的书桌，坐累了活动活动手脚，有时又蹲在地上拔拔草，消磨时光；囚房里没有锻炼身体的器械，他就把一根竹竿的两头绑上红砖头，自制了举重杠铃，一下一下地试着举，藉以锻炼身体，有时，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在衣服上穿针引线。
     李敬林住在他的隔壁，他才三十来岁，血气方刚，象一头困兽，锁在铁笼里，于是，就举拳在门上死劲地擂击，练武功，直打得木门破败为止，哨兵来干涉，他就跟哨兵干架。他还逃跑过几次。
     “不要这样，木门也是国家的财产吆！”每当此时，周立波总好言相劝，帮助哨兵劝阻李敬林。
     墙外的梨花白了，结果子了，鹅蛋大的梨子直诱人。李敬林呆得无聊，便在一根竹竿的头上，用铁丝缠上一个漏斗，从窗子后边伸出去，那高墙外的梨儿，便一个一个地被他“收获”了，周立波当然不会吃他的，还不时地劝导他：“这样不好！”
     “哼，不好，不好的事情多得很，把我们关在这里不闻不问就好？”
     “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吆！”周立波的劝阻也就到此为止。
     小院里并不平静。有一次，另一名待查人员，从厕所出来，经过周立波门口时，不知什么缘故，由窗外往里面吐口水，周立波小声地说：“你们不要这样，这样搞不好嘛！”可那个“亮相干部”狼嚎似的大吼：“我就是要吐。看你这黑笔杆周立波怎样！”那人边骂边用砖头砸他的门，周立波只好躲在房里，用凳子死死顶住门，结果，门被那人砸了一个大洞。直到哨兵来制止，才平息了风波。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在这小小的院落里也常常交锋。
     1981年，我已经回到作家协会。一天，一个青年小伙子来找我，谈起文革中他在文联对面的公安厅工作时，曾经与周立波同住一个小院。那个同志刚从下边调上来搞专案。因住房紧张，便安排住在那个小院里，上级关照：“院子里关了几个待查人员，你们住进去后，不能与他们交谈，更不能把无关的人带到院子中去。”第二天一清早，他看到了周立波从厕所里出来，宽白脸膛，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两手端着一个痰盂，见人便点头微笑，半年以后一直如此，但是他的身体渐渐瘦弱，有时咳嗽到凌晨一、二点。白天，那些同志晒了衣服外出了，中午突然大雨滂沱，他们心想糟了，衣服全淋湿了。可是，回来时，立波便笑微微地站在门口，把一叠衣服递上来，不说一句话，又微笑着走了……。我请这个同志谈了些细节，鼓励他写一篇短文，发表在作家协会的《作家通讯》上。
     我有个业余作者朋友，原先在省委警卫连当警卫。真是无巧不成书，分派给他的任务竟是看押他崇拜的大作家周立波，在他心目中，周立波是一位伟大而善良的长者，他非但不把他看成“敌人”反而处处关心他，体贴他，早晨，领他在院子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夜晚，在月色的葡萄架下，陪老人边走边谈。
     哨兵请教周立波，如何写作？他谆谆教导说：“你立志搞文学创作，要有一股勇气，不怕失败，不要气馁。你还年轻，要多写。各种体裁都可以写一写，慢慢就会发现自己适合写哪种体裁。我年轻时，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写过，你还要想办法多读点书。”
     他在那小院里守卫三个月，离别时，心情沉重，立波谆谆教导说：“一个人要正直，要有骨气！”
     周立波是一位温厚善良的与世无争的老作家。但他也有发火的时候。那是在“五七”总校受审期间，“中央三办”来了大员，在文联传达室提审他。那人口出胡言道：“周立波，告诉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都是大叛徒，你要揭发他们才是唯一的出路。”周立波在桌上狠狠一拍，义愤填膺地说：“你们胡说！我说你是从台湾派来的！”
     这一下子又惹了大祸，在“三办”专案组的周立波的老部下责斥道：“周立波，你太嚣张了，对中央来的同志这样放肆，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从此，周立波又从五七总校被揪回送进那座小院。
     然而周立波却坚信：“我的问题总会弄清楚的，就是我死了，历史也会宣告我无罪！”

九、最后一面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在北京开会，抽空去三O一医院南小楼去看望身患肺癌的立波同志。据说，当时周立波住院还是叶剑英元帅亲自安排的，住三O一的南小楼，要大军区的司令员一级的高干才进得去，而一个作家，在当时仍是没有地位。
　　我告诉他，《文学评论》刚在华侨饭店召开会议，为一些作家、作品评反的事，“你的《山乡巨变》也是其中之一。”
　　立波同志未戴眼镜，他穿件棉衣，在屋里慢慢地走动着。本来很平静，一听说《山乡巨变》平反了，立刻激动地问我，“湖南给我平反了吗？”
     他很关心湖南文艺界的情况，他谈到被“三办”抄去的原稿及笔记本，非常痛惜；他谈起了“三办”专案组的某个人，心有余悸地摇头叹息：“这个人太厉害了，原是在三办把我逼得死死的，想不到我回北京后，他又写来一封长信慰问我，太厉害了！”
     当我们提起“四人帮”头目江青时，他涨红脸，怒不可遏地说：“江青这个坏东西，点了我六次名！有些人像破草鞋样的，硬往她身上挂！”
     探望的时间早已过去，我真不忍离去。临别时，他痛苦地说：“文化大革命耽搁我两部长篇小说，今后我不能多写了。”听到这儿，我难过得要流泪，还有什么比一个作家不能写作更痛苦呢？
     在我的请求下，立波同志戴起眼镜，在我本子上写了四句诗：

四人帮派狠如狼，
绮丽文章扫地光。
霹雳一声惊破晓，
工农争盼百花香。

     他还给在长沙晚报工作的老专政班长谭冬梅写了几句话，托我带给他的忠实信徒，我们忆起在学习班批斗谭冬梅的趣闻，他又忍不住笑起来。
　　立波同志的病情，使我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泪花终于不听使唤地糊满双目。而立波同志却坦然的善良地微笑道：“明年春上，我们一起开会啊，一起开会！”
　　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外，轻轻地挥动着他那双瘦削的大手，那写过无数佳篇，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多难忘形象的巨手！
　　第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立波带着几多遗憾，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金振林，原《小溪流》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