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在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举办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周立波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会的主办单位对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具有悠久的历史。就现代而言，乡土文学可说是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一起诞生的。作家蹇先艾说：“鲁迅就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他写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先河，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一批作家在乡土文学园地继续开拓。如许饮文的《鼻涕阿二》、王鲁彦的《乡下》、台静农的《地之子》、蹇先艾的《水葬》、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水藻行》、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叶紫的《丰收》、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都是乡土小说的力作。这些作品或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或揭示乡村社会的凋蔽和贫困，或描绘地域的风土人情，或抒写乡村的诗情画意，都反映了乡村生活的真实状况，记录了乡村中国历史的脉动。此后，随着社会的变革，乡土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小说便是这一阶段涌现的重要成果。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内涵、人物塑造上还是在表现形式、语言运用上，都迥异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贯穿这些小说的基调是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由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需要，一方面是政治教化的功能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书写视角的单一化，审美诉求的弱化。建国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承继了《讲话》以来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在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作品不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他们以各具风格的作品谱写了当代农村变革的画卷。对于这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问题，就是想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周立波的创作为个案，探讨研究周立波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继承周立波等老一代作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立波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接触了鲁迅等人的作品，1928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1932年因参加罢工被捕，出狱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从事左联的党团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此时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晋察冀根据地任战地记者兼翻译，以后相继在鄂、湘、桂等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9年12月到延安鲁艺文学院当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又参加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南征，行程一万五千里。1946年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编辑部、湖南省文联工作。在周立波一生的历程中，作为战士，他始终和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作为作家，他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从人民那和吸吮乳汁，又以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了革命。他不仅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报告文学、散文、回忆录、文学理论、翻译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曾两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载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今日之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进入，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大批农民的进城打工，农村土地的大片流失，使中国农村呈现出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多元景观。面对变革的中国农村，我们从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走过的人生道路中，从他们创作的经验教训中，能够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作家创作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过去我们常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周立波认为：“人民的生活好比百花的土壤，无论是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深入群众，和群众保持接触是作家们的一件要务”。周立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写好《暴风骤雨》，他到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屯生活，接触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和许多农民交上了知心朋友。他在农村生活中积累的素材，整整装了三麻袋。解放后，1955年冬，他和他的一家人住到湖南益阳桃花仑的竹山湾，与农民比邻而居，朝夕相处，共话家常，使他对农民的生存境况、喜怒哀乐有了深切的了解。当然，作家创作光有生活也还不够，还要有生活的感受和发现。周立波说，艺术的美，源出于生活。但生活里的美是诗人们、作家们去发展、去挖掘的。生活里的美要写出来，首先要能看出来和感觉出来。因此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这些甘苦之言，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在十七年文学中，不仅周立波如此，赵树理、柳青等也是如此。就新时期文学来说，高晓声、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也是以自己的家乡作为生活根据地的。当然，深入生活的方式并非一种模式，随着作家身份的改变，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深入生活。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才能深切地认识生活，把握农村生活发展的脉搏，才能了解农民、熟悉农民，进入农民的内心世界。
　　启示之二，作家要善于在承续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马克思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作家正是以他独具风格的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没有个人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便没有作品的光采和生命力，便失去传之久远的价值。
　　周立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平易而又隽永、自然而又凝炼、细腻而又明快的风格。我们读他的乡土小说，感到他把湖南山乡、风土人情写得那样清新自然，富有魅力。那洞庭湖畔的清溪竹林，清得发绿的河水，沿岸长满刺莲和杂树的小涧，那连绵不断的翡青的小山、满山遍野喷发着清香的茶子花，既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韵味，又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在语言运用上，更可看出周立波创作的个性和风格。早期他受欧洲文学影响，小说语言有明显的欧化倾向，此后他向民间学习，语言风格有了很大变化。他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语言明快、凝炼，颇具意境；人物语言质朴、生动，散发着泥土的芳香。特别是他善于使用方言土语，常在几句风趣幽默的语言中表现出深刻的意蕴。同是描写农村的大家，如果把周立波与柳青、赵树理、孙梨的作品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艺术风格的迥异。
　　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对中外文学传统的承续、借鉴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周立波早期曾对欧洲文学作过认真研究，后来又十分重视中国文学传统的学习借鉴。他的小说就明显受到《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影响。当下我们创造乡土小说精品，就需要承续传统，发展传统，创造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力作。
　　启示之三，作家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正如巴金所说，“我活着，不是为自己。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曾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誓言：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从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走过的道路来看，他们正是以这种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的。今天，学习周立波等老一代作家的精神，热情地关注现实，关注农村，关注社会，用文学的形式记录新农村的变革，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今年5月中国作协在江苏华西村召开了全国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问题。总结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情况，我们感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百花竞放，佳作纷呈，老中青三代作家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农村变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认真应对。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其一，文学是人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学创作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如何以全新的视角，现代的眼光，写出农民在急剧变革中的精神历程，写出农民的心灵史、性格史，写出新一代农村新人的成长，写出形形色色农民的众生相。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我们如何能放在写作中避免对新一代农民的简单化、脸谱化，如何写出这一群体的真实性、丰富性的确是一个难题。”现在的农村没有过去那样单一，商品经济的冲击、农村与城市差距的拉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农村的效益与工业的效益难以相比。要写出历史转型中的农村变革，写出变革中的农民的复杂心态和心灵蜕变，确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其二，歌颂与批判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今农村变革中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去年11月我在陕西商洛见到作家贾平凹，与他谈到文学创作问题。最近他在《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中说到他的心境：“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贾平凹提出的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文学作品中，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如何写光明，如何暴露阴暗面，如何对待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如何写当今的农村乡镇干部，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其三，继承与创新问题。创新是文学的灵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文学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才有永恒的生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有中外古典文学传统，而且还有由众多经典乡土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传统，突破和超越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只有超越才会有突破。现在似乎有一股风，一写家庭便有一批作家写家族，我们不是说不能写家族，而是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书写这个广阔天地需要多种构想，多副笔墨，多样表现形式，要以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构思和发现去描绘千姿百态的农村。
　　其四，读者面向问题。我国是一个有着九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乡土文学作品理应面向农村，考虑农民读者的需要，考虑农民的审美趋向和欣赏习惯，但现在有些写农村的作品并非如此，如有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有的创作“动辄思想是尼采式的，文本是马尔克斯式的，语言是罗兰·巴特式的，更有甚者还在那里自娱自乐，理念先行，消除故事，可能作者观念很新，手法很花哨，文本很玄妙，但农村读者是否喜欢读，是否读得下去，却不是作者主要关心的问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重视的。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的小说，都考虑到满足农民需要，为农民喜闻乐见的问题。我们今天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更需考虑面向九亿农民的问题。
　　这次会议在益阳召开，得到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城市学院、益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与会代表向上述单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简介：王庆生，中国新文学会会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