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山乡巨变》，创作意图与叙事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颂扬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关于风俗风景的描写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使其有较高的乡土小说审美品格，那么，小说还体现了作家对新中国农村的展望，寄寓着作家对新农村新生活方式的思考。后者，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山乡巨变》塑造了一批温和的无私的农村基层领导者形象。《山乡巨变》一问世，评论界就指出，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五十年代以阳刚美为主流的审美风格即和风细雨的“阴柔美”。这也包括小说刻画了一批温和而大公无私的基层领导者。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他像个“婆婆子”，做工作总是“将心比心”，善于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这是五十年代难得的推行“和谐”，不搞斗争哲学的基层干部。农业社社长刘雨生一心为公，为办社，为社里工作一天忙到黑，以至妻子拖后腿最后离婚。刘雨生与再婚妻子盛佳秀举行婚礼的晚上还离开新房去察看社里谷草。还有县里来的工作组长邓秀梅，今天的评论者称之为“乖宝宝”、“党代表”，她以密切联系群众的细腻的工作作风赢得村民的喜爱。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掌握和怎样运用基层公共权力。这是建设文明、和谐新农村的基础与关键。《山乡巨变》以温和的无私的基层领导者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榜样。
　　《山乡巨变》体现了作家关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思考。周立波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老一辈共产党员。他心目中新中国新农村的目标是农民共同富裕。小说中描写老一代农民想依靠个人致富的不可能。如，亭面糊虽然吹牛“我也起过几回水”但始终处于贫困；陈先晋“恋土”，回忆自己想发家但“年年这样做，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小说描写的青年农民陈大春、盛淑君憧憬着一种朦胧的理想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新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寄寓着作家的理想。
　　今天来看，想通过合作化的平均主义来实现共同富裕已被历史证明不可取，但共同富裕却始终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仅是缘于社会主义理想，而且是中国农村人口多、土地等资源贫乏现实的必然要求。
　　《山乡巨变》的叙事角度是站在农民主体立场上，决然不同于鲁迅指出的“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山乡巨变》中作家不仅充分发掘和展示农民的人性美，而且体现一种对农民的人文关怀，为农民的恋土，农民的爱情生活提供说法。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只能是一种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要依赖于提高农民素质来重构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克服乡村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当前新农村建设两种主流思路，一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拉动农村内需；另一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以解决两亿多户经济规模小的农户无法进入市场也不能应对市场风险、抵消中间环节剥削等问题。不论那种思路，都要确立以农民为本位，最终依靠农民自身素质与积极性。
　　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充满矛盾和生机的历史进程。今天来读《山乡巨变》，不仅有对小说中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的审美欣赏，而且能引发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今天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思考。

作者简介：周宪新，益阳市人，中共益阳市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