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的湖湘特色
邹理

　　【摘　要】周立波反映湖南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继承了鲁迅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传统，以湖湘农民形象的刻划、方言的运用和湖湘景色的描写来表现基层农村社会的原生态美。
　　【关键词】周立波故乡生活短篇小说　乡土性　原生态美

　　在全球化和社会巨变愈演愈烈的今天，以繁华都市为背景，带有浓厚的西方后现代作品特色——颓废、堕落、灰色、绝望等充斥着各类文学作品，一系列以委琐、丑恶、阴暗为文学主题的作品不断刺激着人类的感官。但有人已经厌倦这类文学作品，他们呼唤一种对原始自然面貌和对人性本身的一种回归心理的渴望，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变得越来越时髦的一个词汇——“原生态”。那种乡土叙事文学作品能够深深地体现这种原生态之美。周立波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一批短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故乡的一种原生态之美，深情地描绘了益阳——洞庭湖滨的风俗风情美，刻画了生活在其间的人物群像的思想性格，读起来如见故人，如归故土，竹叶茶花，沁人心脾。

一

　　周立波在家乡益阳创作的短篇是地地道道的乡土小说，可以说真正回归了鲁迅以来的乡土传统，但又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叙事风格。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小说作家，也最早对乡土文学作出了阐述。关于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这段话虽然没有对乡土小说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已概括了乡土小说的特征。董炳月指出：“鲁迅更强调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故乡生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或曰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一是时间距离——作家叙述的都是记忆中的、发生在以前的故事；二是空间距离——作家已经远离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乡），大都侨居北京；三是文化距离（或曰‘人格距离’）——乡土文学作家从乡镇走到都市，进入另外一种文化环境，接受了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浸染，于是在传统乡镇社会中形成的心态和人格发生了变化，能够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尺度去审视、衡量故乡的生活[２]。”据此来分析周立波的故乡生活短篇小说，作家怀着对家乡土地的眷恋与熟悉，始终以农民为创作对象、以乡村风物为题材，但是他已消除了“侨寓文学”作者与故乡之间的那种距离，置身于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示农民的新生活。他的笔下不是记忆的过去，不是远方的故事，他常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述现实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代表作《山那面人家》用一种亲切的真诚的谈话风格，叙述一次婚礼场面，让读者如临其境。他是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尺度”来反映新的生活。
　　“每个作家都精心构筑自己的小说世界，列·托尔斯泰的俄罗斯上流社会，萧洛霍夫的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群，鲁迅的浙东农村鲁镇与未庄等，这些小说中的艺术世界，都成为作家眼中特殊的生活形态和人生画卷[3]。” 周立波构筑的湖南益阳农村，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正是这块土地上的风俗民情，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小说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作为湖南的文艺家，往往都有一种天然的难以排遣的乡土情愫或曰‘乡土情结’ 。这种情结，化为氤氲在艺术形象和艺术氛围中的色彩、情调、思绪、声波和光流，在他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那些带有乡土题材性质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浓烈[4]。” 翻开周立波在故乡创作的短篇小说，久违的悠远，自然的淳朴，土得掉渣的生活，朴实的原生态民风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然而，仅仅从传统风俗的视角来看周立波笔下的乡村是狭隘的，也不足以涵盖小说的丰富内涵。我们说，时代变了，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气息，同样感受并回应着新时代的风潮。“乡土生活本身也具有不同的层面——社会、政治层面，文化、风俗层面，等等[5]。” 因此，在周立波的作品中也涉及到了农业合作社、青年志愿入伍、干部下乡宣传和劝说农民加入高级社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内容，但是他并没有围绕政治主题来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与同时期作品在情节上的模式化、矛盾冲突上的高度戏剧化和结构上的单一化相比，周立波的故乡短篇小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这个时期的短篇，以抒情为主，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在审美目标上，寻觅生活中的美与诗意，表现人的情感美与道德美，尽量回避政治斗争的丑恶，描写新中国新农村新的道德风貌与新型人际关系，在人物形象中闪烁着勤劳、理想、诚实、爱情、友谊等道德美的光芒。周立波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看待生活现实，注重表达基层农村社会。正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显形文本结构下的隐性民间文化结构，使他的短篇小说显示出强烈的自在的原生态美。

二

　　对周立波作品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所塑造的那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山村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 “他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比如《桐花没有开》里的盛福元，他带领队里选种和泡种，自己家里没米下锅，还仍然记挂队上的工作。对于曾经和他唱反调的张三爹，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在众人都嘲笑这个老顽固的时候，救他出了窘境。《民兵》里的何锦春由于一次意外被火烧伤，毁了容，由“一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小伙变得不成样子了”，可他那美丽的未婚妻卜玉英却丝毫没有嫌弃他，特意到婆家来看望病中的未婚夫，并仍然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给婆家吃了一粒定心丸。看到卜玉英走远，老婆婆扯起衣角擦擦眼泪，笑着赞叹道:“如今的妹子真有义气，真好呵。”《卜春秀》里的卜春秀敢爱敢恨，对参军去了的守卫祖国边彊的“冒失鬼”情有独钟，而对姑妈介绍的街上来的、家里条件好的相亲对象黄贵生不屑一顾，甚至还对他的鬼祟无赖、死缠烂打产生了厌恶和憎恨。“认准一个目标，就拼死拼活，一往无前，带有湖南‘蛮子’ 特有的勇悍、坚忍、倔强，乃至某种执拗和刁蛮，有‘骡子’ 一般的犟脾气。”《飘沙子》里的王桂香牵回一条小沙牛，引起全村人的议论，有说不必要的，有说作价要低的，还有人嘲笑的，甚至有人主张杀了吃牛肉的，可王桂香却蛮干到底，一力主张将牛养起来，甚至不要工分，义务养牛，请教有经验的养牛专家，最终将牛养得又肥又壮，还怀了崽，给队里添加了财喜，他的这种“蛮劲”体现了湖南“蛮子” 的特性。“他们为国为民，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 周立波家乡短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具备这种性格，他们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地为国牺牲生命，却能够在个人利益上牺牲自己，成全和造福大家。比如《新客》里的一对恋人，为了村里建设，牺牲个人幸福，双方决定推迟婚期，以农业建设为重。《张润生夫妇》里的张润生夫妇为了缓解队里的困难，将自家辛苦养大的肥猪杀了分给了队里。

三
　　
　　周立波的小说诙谐、幽默，在语言风格上洋溢着一种舒卷自如、质朴亲切的气息。他特别善于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气质。他讲求“书中人物是那里人，就用那里的话”，小说里巧妙地恰当地使用方言俚语，使作品充满了地域性的幽默。这种幽默体现在人们对话中对方言俚语的运用以及扯谈逗趣中。比如“眼泪婆娑”、“逗耍方”、“叫炒烦”、“霸蛮”、“秤砣生”、“席面”、“擦黑”、“有做有吃、没做傍壁”、“八月十五糍粑心”等方言的运用，增强了人物和环境的个性，浓化了乡土气息和地方风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禾场上》詹七和脚猪子老倌的对话让人捧腹大笑。詹七说: “配种员，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脚猪子老倌却十分上火，说詹七骂了他。“你刚才是如何说的? 你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我本人就是脚猪子吗? 混帐东西!”除了语言的幽默，还体现在他对“笑”的描写中。艾若和迈克在《渊博的学者》中提到周立波自己关于幽默的独到见解: “一、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也是诙谐与笑的源泉; 二、太阴暗的生活需要装点笑容; 三、愉快的生活一定要有笑; 四、笑是对付缺点的优势力量; 五、笑是一种优雅、适度、健康、无伤，而不应是油滑、过份、轻薄、伤人; 六、因此，笑是一种健康的气质[6]。”《山那面人家》对山里姑娘纯朴而又俏皮可爱的笑的描写可谓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姑娘成了堆，总是爱笑。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纤。有一位索性蹲在路边上，一面含笑骂人家，一面用手揉着自己笑痛了的小肚子。”“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在同伴新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去听壁脚，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 ‘喂，困着了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 第二天，还要笑几回。”“姑娘们早在，还是在轻声地笑，在讲悄悄话。我们才落座，她们一哄出去了，门外是一路的笑声。”“姑娘们也都进来了。她们倚在板壁上，肩挨着肩，手拉着手，看着新娘子，咬一会耳朵，又低低地笑一阵。”这种对山里姑娘笑的描写还渗透着某种湖南妹子的特性——纯洁、优美、大方、泼辣和鬼灵精怪。姑娘们的笑甚至还影响到新房的一对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他们为什么笑呢? 既是和尚，应该早已看破红尘，相信色即是空了，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并且这样欢喜呢!” 对“笑”风趣而又幽默的描写在《山那面人家》比比皆是，读来令人轻松愉快，并且感受到了湖南地方婚礼上的风俗民情。

四

　　周立波故乡小说中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对充满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的自然风光的描写，那是有着山清水秀的、小家碧玉型的江南风光，完全不同于北方平原的广袤与粗犷。他描写的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湖湘自然环境。作品中的景致的描写，铺展了读者想象，作家借描绘景物来营造意境，增添抒情色彩和诗意美，加深了作品的原生态艺术氛围。他笔下的太阳的光彩、迷离的月色、阳雀子（喜雀）、落沙婆、映山红（杜鹃花）、温暖的茶子花、大塅（平野）都是他喜欢描写的景物元素。比如《张满贞》里一段景物的描写: “雨落大了。粗重的点子打在三把红油纸伞上，发出热闹的繁密的脆响，跟小溪里，越口里的流水的哗声相应和。从伞下了望，雨里的山边，映山花开得正旺。在青翠的茅草里，翠绿的小树边，这一丛丛茂盛的野花红得像火焰。背着北风的秧田里，稠密的秧苗像一铺编织均匀的深绿的绒毯，风一刮，把嫩秧叶子往一边翻倒，秧田又变成了浅绿颜色的颤颤波波的绸子了。”把读者的视觉和听觉都调动了起来，仿佛置身于益阳那个春天的小村庄，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和模样。淅沥的春雨、旺盛的映山红、青翠的茅草和小树，嫩绿的秧苗，这些在资水上下、洞庭湖畔随处可见，一派南国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除了生动地描写家乡景物，周立波还善长借景喻情。比如《胡桂花》的结尾，“他们挑起担子，踏着秋天早上的露水，浴着金黄色的太阳光，轻松地，舒畅地往军属龙妈家走去。”这段景物喻示着邹桂生对妻子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新生活将更加美好灿烂。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是五四文学“乡土性”的直接延续。这里不同的是，没有作家的刻意的思考分析，甚至无关技巧，而主要是对“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语言，修辞，逻辑，情感驾轻就熟。鲁迅当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与故乡之间的“厚障壁”在这里被对“家”的强烈情感轻而易举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谐代替了冲突。生活是小说取材的土壤，脱离了生活的文化就像离开土壤的庄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立波的故乡短篇作品看上去似乎很个人化、简约化，但这个艺术成果并非是孤立独行的，也不是作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其艺术原动力来自深植于洞庭湖畔的人们原生态顽强的固有的生命力。是作者脚踩故乡热土，面对悠悠洞庭，连绵群山，对民族和祖辈有着深厚情感、执着信仰，对文学的审美取向具备独到的眼光，并在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挖掘，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创作理念、和人生的信仰为作品定格，引领读者。

参考资料：

[1]《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2]、[5]董炳月，《台静农乡土小说论》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fengcai/dongby/16.htm
 [3]   魏家骏，《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剖析》，扬州师院学报: 社科版(苏) ，1988.3, 第33页
[4]《湖湘文化大观》，王驰，刘鸣泰，刘克林主编，岳麓书社, 第295页
[6]《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王驰，胡光凡，李华盛编，湖南文艺出版社，第43页
[7]《周立波生平与创作》, 庄汉新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8]《周立波评传》，胡光凡，湖南文艺出版社
[9]《中国当代文学流派论》，艾斐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10]　隔水观音，《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http://www.wangf.net/03/001/002.htm
[11]　赵福治，《原生态文学的吟唱》
 http://www.dfbole.com/ym/info

作者简介：邹理，女，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