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段历史，《山乡巨变》所描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已经成为过去；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湖光山色、人物形象，人情风俗、方言土语，无不具有浓郁的湘楚地方特色，这正是它作为地域文化文学化石之表征。而周立波的浓郁故乡情结、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审美情趣则是它作为文学化石之成因。
　　【关键词】周立波　《山乡巨变》　地域文化　文学化石

一、 文学化石之表征

　　严家炎说：“文学有地域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作为一段历史，周立波《山乡巨变》所描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已经成为过去；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湖光山色、人物形象，人情风俗、方言土语，无不具有浓郁的湘楚地方特色。这使得它成为地域文化的一种文学化石，永久珍藏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艺术的长廊。
　　
　　1、清溪乡——定格山清水秀、风光明媚的山乡面貌
　　山乡风景。 《山乡巨变》描写的清溪乡是湖南益阳一个僻静山村：“四围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2]这“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这“普山普岭”的“满眼的青翠”，还有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白洁的茶子花”，以及啄木鸟等等，都是南方农村特有的景致，这种远离尘世喧嚣的幽闲是南国山乡特有的情调。
　　山乡民居。在这山清水秀的南国山乡，座落着许多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普通民居。“一座竹木稀疏的翡青的小山下，有个坐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周立波作品里这些典型的南方民居早已不见了踪影，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这一幅幅浑合自然、错落有致的山村风景画，不仅使读者觉得亲切，如同走进了江南土俗的山村，目睹了这里的古朴民情，同时也形象地展示出我国农村在土地改革后生机蓬勃的欢乐气氛和翻身农民的幸福生活。
　　南国的雨。续篇《雨里》一章：“雨不停地落着。屋面前的芭蕉叶子上，枇杷树叶上，丝茅上，藤蔓上和野草上，都发出淅淅沥沥的雨声。……”这真是一幅神奇的乡村山水画。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南国山乡的雨水，对于生活在北国干旱炎热地区的人们，不知要勾起他们多少艳羡与向往；这样一种雨打芭蕉的清新与诗意，对于久居南国的人们，不知又要牵动他们多少温馨浪漫的联想与遐思。
　　南国的夜。 《欢庆》一章：“当夜，微凉的南风收去了一天的炎热，树上有蝉噪，田里有蛙鸣……”。 夏夜屋外乘凉是湘楚一带的风俗，“露水”、“星斗”、“南风”，“新割的稻草的芳香”，“才翻的泥土的气息”，“蝉娘子的鸣噪”，这些看起来像是对江南夏夜的轻描淡写，实际却具有湘楚浓郁的地方特色，同时也融入了丰收喜悦的情调，饱含着作家对故土的一片深情。
　　春插、双抢场面  蒙蒙细雨中，人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赶着牛，正在耙田。“盛淑君唱了一个《二郎山》，清亮圆润的歌音飘满一段，直到山边”。“广阔的田野里现出杂驳斑斓的颜色。没有收割的田里是一片金黄，……插了秧的又一片翡青。”无论蒙蒙细雨中人们披蓑戴笠、欢歌笑语的劳动场景，还是双抢时节广阔田野里杂驳斑斓的颜色，这些优美而精确的描绘，无不显示出南国山乡山清水秀、风光明媚的地域特色，蕴藏着作家对农村新生活热情洋溢的赞美，洋溢着不受拘束的躁动的生命活力。

　　2、亭面糊——“浮雕”新旧意识冲突下的南方农民形象
　　历经沧桑的老农。上篇第一章写亭面糊的外貌：“头上挽着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他的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作为一个在苦海里挣扎了大半辈子的地道的老贫农——他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浑身彰显出苦难生活的痕迹。作为一个劳动者，他有一手过硬的田里工夫，特别是会打点和使用耕牛，是中国南方农村一个有着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老“作家”。但是在旧社会，无论他怎样辛劳，年年“还是一件破棉袄”，他总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然而，苦难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垮，他仍旧顽强地、坚韧地生活着，并且表现出劳动者那种通透简明的个性。
　　一家之长的个性。像当时许多南方老农一样，亭面糊在家里继承了老辈的家规，对崽女总是习惯地使用命令的口气，小不顺眼，就要发躁气，恶声恶气地骂人，也骂鸡和猪和牛。他喊崽女吃饭为“筑饭”，动不动要用“楠竹丫子”、“烟壶脑壳”为武器，威胁他的崽女，以此来维护他这个“家长”的威严。即便在老婆面前也要摆一摆大丈夫的派头。有一次，岳母死了，过了头七还没回，“死得再不回来呀，哼，非挨一顿饱骂不行的！”话音刚落，老婆回来了，他不但没有像他声明所说的，给她“一顿饱骂”，而且抱着满肚子同情和欢喜，跑进灶屋，并且在炒菠菜时特地多放了一调羹猪油……虽然儿女们并不怕他，但在他心里，他就是这“一家之长”。
　　饶舌贪杯的老头。然而在外面，亭面糊却表现出乐观而又饶舌的特点：“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诨得好半天”。而且“他的话匣子一开了头，往往耽误了正事”。有一回，老婆要他去挑水，结果他挑着水桶蹲在小路上和人家谈讲，等到瓮坛烧炸了都没回。他爱喝酒，一次他替社里挑红薯上街去卖，因为屈服于那“十分熟悉的醉人的香味”，挪用了八角钱打酒喝，回来被当会计的二崽学文“将了一军”，他气得大骂儿子为“混帐东西”。他奉邓秀梅的差遣去探听龚子元的虚实，结果在别人家里喝得酩酊大醉，贪杯误事，回来时还绊倒在白水田里。
　　周立波说：“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典型人物的生产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2]“亭面糊基本上是个生活原型”。[3]正是由于周立波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才使得亭面糊这个有着许多缺点和矛盾的人物成为了一个真实、鲜活的“这一个”，成为了阿Q以外的第二个典型。
　　新旧思想的冲突  亭面糊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听到竹子归公的谣言后，他马上砍了三根楠竹，掮到街上去卖。起初他对合作化运动很冷漠：“不要怪我劈直话。你们的工作都是空费力、瞎操心。”对互助组更是直言不讳：“依我看，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邓秀梅试探他对于合作化的本意，他答复：“大家都说好，我也不能另外一条筋。”追问他仔细想过没有时，他回答：“政府作了主，还要我们想？”也许，我们不能将他的这种不动脑筋太过于简单化。周立波曾说：“现实中的人物，是包含极复杂的矛盾的，而且，只有体现着这极复杂的矛盾的典型，才有极大的艺术价值，才有极大的社会意义”。[4]亭面糊“这个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5]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的这种劳动者的美德和小私有者的根性是辨证地统一在一起的。那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并没有掩盖他的阶级本性。入社后，他认识到“人多力量大”，他深信：共产党要办的事情，对贫苦农民总是大好事，不得让自己吃亏。他声言：“我如今就算是社里的人了。我去砍几担柴火，送给你们办社的人将来烤火”。“搞社会主义，不能叫你们挨冻”。
　　周立波曾说：“当人有些犹豫、有些怀疑时，我们叫他哈姆雷特；……气愤着老大帝国的精神自满的脾气时，我们用着这样的表现：‘唉，十足的阿Q！’”[6]亭面糊是益阳土生土长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他的语言、神态、思维方式、思想性格，无不刻上那个时代与地域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他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我们祖辈和父辈的影子：饱经风霜的面容，微偻的脊背，有点自私、保守、古板，也有一些可爱。可以说，“亭面糊”正是新旧意识冲突下的南方农民形象的浮雕，是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周立波也就是“掴住了”那个时代的本质，通过“亭面糊”这个典型，描绘了当时新旧意识冲突下的农民形象，表达对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过程中的命运的深重忧虑。
　　
　　3、“算八字”、“捉怪”、“短见”与“奔丧”——见证芙蓉国里诗情画意的古朴民风
　　湘楚民风尚鬼信神，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山精水怪，万物有灵。这种古朴民风自有其深厚的民间文化背景，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风俗。
　　“算八字” 。《山乡巨变》中《算八字》一章是极为精彩的：“有一天，听见村里有面小锣鼓，阴一声，阳一声，当当地敲过来了……瞎子抽了一壶烟，端起茶碗说：‘老太爷这命大得不是的，这个屋装你不下了，你会去住高楼大瓦屋，你们大少爷还要带兵，当军长’。”虽然大儿子早已得伤寒死了，但亭面糊现在毕竟住上了土改时分的大瓦屋，特别是面糊婆婆，她对这样一种善意的谎言却并没有反感，甚至还有几分憧憬。
　　“捉怪”。一天，刘雨生“一走进门，就闻见一股饭菜的香气，……”这让刘妈又急又担心：“不是碰了精怪吧？”“狐狸精见了女的，就变个飘飘逸逸的美貌的少年郎，见了男的，就变个美女。……吃了茶，巴了牙，吃了她的肉，她就会来笼你了。”“赶快冲一个锣吧，雨生，听娘的话。”第二天，农会主席李月辉说：“你要冲锣，我替你请司公子去。”不多久，刘雨生果真被这个精怪给“笼”上了，有着共同遭遇的刘雨生和盛佳秀的爱情随着合作化进程走向了成熟。
　　“短见”。谢庆元无端遭遇连串打击，无法释怀，寻短见之前，碰上粗心的亭面糊，竟帮他查究起倒霉的原因来：“你在堂客晒小衣的竹竿底下过过身吗？”“要不，一定是你们小把戏早晨放了快了……”后来谢庆元吃了水莽藤，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盛家大翁妈说：“好端端的，怎么吃起水莽藤来了？”“莫不是碰到水莽藤鬼了？”无独有偶，莫应丰的小说《死河的奇迹》中也写到水莽藤草的毒性和神性：“每一根水莽藤旁边都有一个枉死鬼，……枉死鬼都要找替身……”[7]蒲松龄《聊斋志异》就有关于湘中益阳地区水莽藤鬼的传说，其所收《水莽草》云：“水莽，毒草也。……误食之立死，即为水莽鬼。俗传此鬼不得轮回，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
　　 “奔丧”。面糊婆婆在母亲断气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左一声“妈妈”，右一声“亲娘”，把母亲的种种好处，自己的桩桩悔恨，一件一件细数出来。这种又泣又诉的悲号，不仅表现了湘女的重情重义，更是湘楚文化的一种传统。老人家仙逝，儿女们哭得越厉害，就越能证明亡者的功德无量以及身后的热闹风光，更有甚者，在死者入殓时，竟歇斯底里用手把棺材拍得噼啪作响，发誓要随亡者同去。而在这个时候，亲戚朋友除了陪着一洒同情与悲伤的泪水，还会就此适时地对亡者作出“命好啊”、“热闹啊”等一些评议。
　　
　　4、“筑饭”、“霸蛮”、“劈直话”、“逗耍方”——传承湘味浓郁的农民语言与乡土方言
　　鲜活形象的农民语言  毛泽东说：“劳动的人们喜欢把生产过程中常见的具体的事物，用精炼的语言构成生动的形象，夹在谈吐中，使得人们对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行动，得到深刻的印象。这是人民的活的语言：方言土语的一个重要特点。”[8]周立波善于运用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上文提到亭面糊骂崽女的一段话：“你来筑饭不筑，你这个鬼崽子？”“我抽你一巡南竹丫子，”“要吃楠竹丫子炒肉啵？”“我一烟壶脑壳挖死你”等等。“楠竹丫子”和“烟壶脑壳”是益阳农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地方物品，也许今天城里的年青人无法理解也不会认同他这种“恶毒的”的语言，可那时生活在湖南竹乡的很多孩子都是吃过“楠竹丫子炒肉”、挨过“烟壶脑壳”的，他们知道，除了这些，甚至还有更厉害的什么“砍颈的”、“剁鲁刀子的”之类，这些近似恶毒的咒骂和恐吓其实并不可怕，或者说，这就是亭面糊们与崽女进行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交流是单向的、并且显得生硬了一些罢了。正是由于这种形象生动的语言，才更加凸现出亭面糊的性格与特点。
　　湘味浓郁的乡土方言。较之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作者的语言（特别是方言）策略更加巧妙、成熟。如开头写邓秀梅的同伴在坐船时将她的军：“都不要过去，……让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耍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说。作者用“逗耍方”来说明后生子的话是开玩笑。
　　《入乡》一章写亭面糊讲起大儿子才十五岁，自己却老了。邓秀梅宽慰他：“那不至于。你还很英雄。”邓秀梅用“英雄”来形容面糊的年轻不显老。
　　邓秀梅想了解村里的情况，面糊说：“不要怪我劈直话。你们的工作都是空费力、瞎操心。”他用“劈直话”来形容自己的讲话直来直去，毫无遮掩，一针见血。
　　《面糊》一章写面糊婆婆谈起儿子：“讲得你邓同志听，这也是霸蛮读呢。老驾不肯送，要他回来作田。”面糊婆婆用“霸蛮”来说明送儿子读书的辛苦和迫不得已。
　　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面糊算八字时把出生年月说成“生庚八字”、把特别高兴说成是“喜仰了”、把人善于随机应变说成是“心里活泛”、把对事情满有把握说成“打包票”等等。

二、文学化石之成因

　　《山乡巨变》不但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具有地域文化的文学化石特点。《山乡巨变》为什么能取得这么丰厚的文化意义呢？
　　1、浓郁的故乡情结。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乡清溪村。他的大哥和几个叔叔，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很早就带着周立波做田里的工夫。1954年初夏，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决实践者，周立波又将全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住在益阳郊区的桃花乡竹山湾。扎根在故乡的沃土，体味着浓浓的乡土乡情，深厚的生活基础给予他足够的营养，他的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他把对故乡的深情厚意凝聚在作品里，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鲜明的地方色彩，而且字里行间饱含着人民作家的深情。上文提到湘楚一带崇尚巫风的习气，虽然源远古朴，却仍在益阳民间时有传闻。周立波的祖父周垂绅老人平日就特别讲究气运，家里的禁忌也挺多的，早晨只要听到哪个孩子“放快”，他随手就会拿起“楠竹丫子”进行惩罚。[9]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和故乡情结，周立波在小说中反映生活，刻画人物，就显得得心应手，生动风趣；同时也为小说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丰富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容。
　　2、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在创作中从现实生活出发，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时，因为他描写的是他十分熟悉的故乡，又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对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人物的谈吐性格、乡村民情风俗都有细腻的观察和深切体验。以语言为例，关于周立波小说的语言特点，历来评说不一，茅盾就曾指出过其中的瑕疵。笔者以为，作为一部描写农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山乡巨变》采用农民的语言来传达农民的思想感情，表现农村的生活，这应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得具体生动；同时也才能使农民读得懂，喜欢读，能接受；对于作者而言，这也是他驾轻就熟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刻意为之。所以周立波说：“要是不采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者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10]周立波以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语言为基础，把清新活泼的方言土语和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熔于一炉，从而使《山乡巨变》的语言呈现出一种俗中见雅、浑合天成的独特风格，吐露着清新的泥土的芬芳，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显示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这些描写自然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3、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
　　有人用秀丽的楠竹、白洁的茶子花来形容周立波明丽含蓄、精致隽永的艺术特色，[11]也有人认为，周立波在创作中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化解、中和了当时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开拓了一个与严峻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12]也许，作者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这个样子；也许是作者的写作立场决定了他的写作态度；也许更是作者在创作中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带来的丰硕成果。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环境、人物的描写，周立波总是通过一些极平凡的情节，用烘托、反衬的手法，让读者去把握那更深一层的含意。陈大春和符赖子在互助组会议上激烈争吵时，隔壁却传来了亭面糊悠然的鼾声；谢庆元吃水莽藤这样一场性命攸关的政治事件，却淹没在民间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作家的匠心。
　　总之，周立波在创作中浓郁的故乡情结，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及他在创作中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成就了《山乡巨变》这个长篇创作的新里程碑。作为一段历史，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周立波通过环境和人物语言的描写，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民俗风情的展示，表现了对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的民间风尚、习俗、信仰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的由衷关切，表达了对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过程中的命运的深重忧虑。这些山清水秀、风光明媚的南国山乡的自然风光、这些新旧意识冲突下的南方农民形象、这些芙蓉国里诗情画意的古朴民风、这些湘味浓郁的农民语言与乡土方言，使得《山乡巨变》成为了益阳地域文化的文学化石，它将永久珍藏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艺术长廊。

参考文献：

[1]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
[2] 　周立波选集第三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文中出自《山乡巨变》的引文以下不再标注。
[3]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4] 　新益阳·周立波研究专辑·在立波同志家里作客（J），2002年增刊，总第109期。
[5]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4．
[6] 　参见1966年5月5日周立波在益阳市看完花鼓戏《山乡巨变》后对剧团的谈话．
[7]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8] 　湖南实验小说选〔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9]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10]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11]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立波专集〔M〕．1979年版，第290页。
[1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彭萍，女，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