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阅读、介绍、借鉴几方面探讨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周立波　外国　文学

　　绝大多数读者是因为《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才认识了周立波。这两部分别表现中国北方和南方农村改革和变化的作品，散发出淡淡的泥土清香。难以想象这样一位长于写中国农村生活题材的作者却是一位对外国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本文通过对周立波阅读、评介、借鉴和排斥外国文学几方面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阅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立波与当时的左翼作家一样，对外国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欧洲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反帝的进步作品，乃至西方现代派，他都涉猎过。涉及的国家有俄苏、法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捷克、西班牙、葡萄牙、波兰、美国、巴西、日本等。读得最多的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品。周立波说：“我们把苏联文学当做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苏联文学里学习了最进步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教导着我们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要紧紧的和人民连接在一起，要忠实的表现劳动人民的战斗和生活。这种方法依照着列宁、斯大林的教诲，要使文学成为共产党的极有党性的事业。”[1]大量阅读苏联文学，为周立波成为现实主义作家奠定了基础。周立波的读书兴趣广泛，读过多种文体，包括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有一段时间，他对外国文学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在亭子间里读，在延安时读，为了教学又大量阅读。周立波读过的作品可参见笔者的《周立波的读书历考释》。[2]
　　二、介绍。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周立波开始翻译、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家作品，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周立波翻译的作品有近百万字，他翻译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和游记。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他最成功的译作，这部作品的翻译在中国文艺界和读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还翻译过爱尔兰现代派作家乔伊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哥尔德、巴西作家洛巴多的小说。翻译过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外国一些进步作家的文学评论也成了周立波翻译的对象，如高尔基的《论戏剧中的言语》。
　　周立波介绍和评论过一些重要作家，他评介了马克·吐温、乔伊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等作家的生平、创作、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对某些国家，如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特定时期的文学状况包括文学流派、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作了域景式的介绍。周立波对外国一些著名作家研究颇有一些独特见解，如对高尔基的作品作过很多分析，高尔基死后，他写了《一个巨人的死》，文章盛赞高尔基对俄国文学所作的贡献，还将他与同时代的俄国作家相比，更突出了他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和歌手的伟大之处：“当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俄国正流行着朵斯退益夫斯基（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谦逊的哲学，‘谦逊吧，骄傲的人。’朵斯退益夫斯基这样的说；而托尔斯泰也正发挥着他的恶的无抵抗主义；契诃夫正唱着充满了忧郁的歌，以为不义和不正，还有着长远的存在的岁月。对于这一切，高尔基用一种新兴阶级的革命的浪漫的歌辞反驳了。‘让狂风暴雨更猛烈地吹打吧！’他是这样的和他们的说教相对称。”周立波在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时，并不是全盘照收，而是有批判性地介绍，并表现出超前意识。如他在《美国市民的嘲笑者马克·特温》中指出：“在一切被他嘲弄的社会现象中，他投以最大的不敬的是宗教，他说基督教文明是杀人的文明，发明了最利的武器是基督教最值得骄矜的胜利。他说‘二三世纪以后，一定可以看到一切合格的杀人犯都是基督徒。’……正和他反对一切偏颇的社会现象一样，马克·吐温的反宗教是多少带粗糙，有点浅薄的。”他写的《詹姆士·乔伊斯》，一方面肯定了乔伊斯在文学中的最高地位，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作品中，“只有毫无价值的人物和杂沓的心理”，“他的显微镜的方法，他的‘潜意识的实现’和‘内在的独白’的方法，甚至于他的描写外界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对于文学都没有裨益”。这篇文章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而我国的乔伊斯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方才兴起，周立波的研究比国内学界早出半个多世纪，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超前意识。
　　三、借鉴。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是多方面的。
　　周立波成功地引进和借鉴了报告文学。被称为报告文学鼻祖的捷克作家基希在考察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巧取豪夺的种种罪恶行径之后，写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后结集为《秘密的中国》。周立波当时就意识到报告文学独特的战斗作用，很快翻译了《秘密的中国》，并撰文《谈谈报告文学》。在这篇文章中，周立波对报告文学这种形式进行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中国遭受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文学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用“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基希的报告文学，尤其是《秘密的中国》的特点：“正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报告最紧要的要素。”还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样的收集他的材料。”这为周立波以后写作报告文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周立波遵循基希关于报告文学要忠实于事实的主张，在战争环境下，他到过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地区、中原五师师部，尽可能深入采访，写成了《晋察冀边区印象》、《战地日记》和《南下记》等几部报告文学集。这些作品与《与秘密的中国》一脉相承，都是以随笔之体写成的报告文学，记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和后期发生在八路军、新四军、革命将领和人民群众身上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体例上都是由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短篇构成的。可以说他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他以后成功写作长篇小说的基础。
　　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也借鉴了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周立波有感于当时的中国文坛缺乏典型形象，写了《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他指出：“我们的前面，正摆着一个丰饶无比的现实，我们正可以塑造英雄的、前进的或俗物的、没落的许多典型，然而我们文学，除了阿Q以外，再找不到第二个典型。”并指出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他还列举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中的典型：犹豫、怀疑的哈姆雷特，常犯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懒惰的阿布洛莫夫（通译奥勃洛摩夫），有语言而无行动的罗亭，吝啬的雪洛克（通译夏洛克）。他希望通过引进这些外国文学中的经典人物来打破当时中国文坛缺乏典型人物的局面。他具体介绍了成功的典型在艺术上的一些特征，期望着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第二个伟大的典型。理论上借鉴外国文学中塑造典型人物的经验的同时，周立波自己也开始了塑造典型形象的尝试，并将一些鲜活的人物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老孙头、赵光腚、郭全海、亭面糊、弯弯绕……有一些形象能明显看出受外国典型形象影响的痕迹。如《暴风骤雨》中的赶车把式老孙头与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舒卡尔在气质、脾气、性格上有不少共同之处，两人都有旧时代农民的特点：自私吝啬，撒谎油滑，耍小心眼，爱面子爱吹牛。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也不乏劳动人民务实善良、热情开朗、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难怪《暴风骤雨》的俄译本译者在俄译本前言中把“滑稽鬼和快活的打诨者”——老孙头称为“格内米雅其谷地的西奚卡老爹的亲兄弟。”俄译者还指出：“这里当然没有任何模仿或机械搬用的意思。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人物典型完全是独立创作和真实的。”[3]另外地主韩老六与富农拉普西洛夫也有相通之处。《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同样是带有两重性的复杂形象。当然，周立波对各国作家塑造的典型人物也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批判。
　　在情节安排、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周立波吸收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在情节的安排上，可以比较一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法捷耶夫的《毁灭》，《暴风骤雨》一开头是萧队长带领工作队进村，自然引出老孙头、韩老六等人物，这和《毁灭》第一部开头的几位主要人物出场介绍一样都非常自然，水到渠成。《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苏联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的形象史，翻译过它的周立波明显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无论是反映东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还是反映湖南乡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山乡巨变》，其主题都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相似。
　　《暴风骤雨》中有萧队长约赵玉林谈入党的情节，作家用一种饱含诗情画意的抒情笔调，描写了田园风光：“太阳透过榆树的密密层层的叶子，把阳光的圆影照射在地上。夏末秋初的南风刮来了新的麦子的香气和蒿草的气息。”“家雀在柳树梢上，脚爪踏得柔软的柳条，轻微地摇摆，白杨树后的青空里，飘起了晌午饭的灰色烟云。”这种环境衬托了主人公轻松、畅快的心情。再如《山乡巨变》对亭面糊的家的描写：“远远望去，看见一座竹木稀疏翡青的小山下，有个坐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地耀眼。屋后小山里，只有疏疏落落的一些楠竹、枫树和松树，但满山遍地都长着过冬也不雕黄的杂草、茅柴和灌木丛子。屋顶上，衬着青空，横飘着两股煞白的炊烟。”显然，对环境作如此描绘，是吸收了外国文学中环境描写的长处。
　　在延安鲁艺讲授苏联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时，有关于幽默的讨论，文中引用列宁的话：“幽默是一种很好的健康的气质，而现实生活是好笑的，正和它是忧愁的一样，两者是一样的多。”对幽默的肯定渗透在他的小说里，形成了他独特的幽默，他的不少作品无论是情节还是语言都有着独到的幽默风格，这种幽默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
　　四、排斥。周立波于1934年发表的《文学中的典型》中引用的几乎全是外国文学中的典型形象，而同是谈典型人物塑造的发表于1953的《谈人物创造》则无一处涉及到外国作品中的典型，所举全是中国古典名著和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从这里可看出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喜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时他的兴趣明显偏向外国文学，他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文章也明显表现出西学痕迹。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受《讲话》精神的感召，他的革命性增强，他反省了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趣和爱好进行了否定：“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思想、生活和形式》）[4]“为了教学，我又阅读了许多西洋古典作品，不知不觉之间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自己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既差，而又毫无批判地迷惑于资产阶级的艺术，纵令是资产阶级上升期的古典艺术吧，也一定会或多或少地被他们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所薰染，所侵蚀。我当时把形式看得比内容还重要一些的观点，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文艺家的唯心观点蒙蔽了的结果。当时延安的某些作家相信的‘人性论’和‘人类爱’等等缺乏阶级分析的糊涂观念，我相信，也是从资产阶级的作品里感染得来的。……我当时读着一些西洋的古典作品，却漠视了比古典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要雄伟得多的眼前的工农兵的斗争的现实，这就不是借鉴，而是替代了。”（《谈思想感情的变化》）[5]还说自己“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后悔与前瞻》）[6]。这时的周立波立场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革命作家，并开始排斥外国文学，努力克服西学影响，自觉追求中国小说的传统方式，把创作倾向固定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上，尽管这种努力并未能消除西学影响，如前文所谈到的。既是政治观念的束缚，也是他自己的努力扼杀了他的艺术天才，影响到他的创作。如果周立波不那么单纯，能够尊重自己的艺术感受，就他的学养而言，他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现实，视野也会更加开扩，毕竟在社会主义新社会，展现各个阶层的风貌，挖掘丰富多彩的人物内心世界，也许更能成就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都能将西学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当中，如果都像周立波那样，有意抹杀西学的痕迹，以适应某种政治目的，恐怕中国就不会有钱钟书、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了。
　　
　　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有一个由亲近，到接受，到纳而化为己有，再到自觉抵触的过程，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博学多才、真诚朴素、“单纯至于天真，老实近于迂呆”[7]的周立波。
　　
参考资料：

[1]《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原载194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创刊号。转引自《周立波研究资料》第360页。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2]《周立波的读书历考释》，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3期。
[3][4][5][6]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7]林蓝《战士与作家》，载《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注：凡未注明出处的篇目均出自《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作者简介：皮民辉，女，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