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同志主要以音乐创作闻名于世，也以卓越的文化管理广受好评。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同时还是优秀的编辑家、艺术教育家和文艺评论家。这次参与编纂《周巍峙文集》，对他卓越的艺术成就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煌煌五大卷《周巍峙文集》，是周巍峙同志70余年来投身党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这部文集收录了周巍峙同志从1932年至2006年间的300余篇文章，包括诗歌、散文、杂文、回忆录和文艺评论，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和文化工作的许多方面。
　　从《文集》看，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周巍峙同志就撰写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对于目前作曲上的一些意见》《关于文艺批评》等文。后来更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论评，在《文集》中占有相当比重，其中不少在当时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先后还出版了《文艺问题论集》等论著。可惜多年来我们只聚焦其音乐方面的成就和领导方面的功绩，却长期忽略了他文艺论评方面的贡献。而周巍峙同志的文艺论评，置于我国众多的文艺评论家之中，可以明显看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他固然不是职业或专业的文艺评论家，但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新颖而深刻的论述，比许多职业或专业的文艺评论家还更为切合实际，更能给人启发，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深远。由此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需要增补像周巍峙这样的艺术家。
　　周巍峙文艺论评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出发，有着深广的创作实践基础。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音乐家。建国初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其实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写出了大量歌曲和合唱，创作或参与创作了《九·一八纪念歌》等多首抗日歌曲，以及《八路军和孩子》等多部歌剧。年逾花甲之后，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特殊日子，周巍峙同志仍满怀激情和深情，为乔羽等人的歌词《十里长街送总理》谱曲，成为他后期又一首重要的传世之作。周巍峙同志的音乐创作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有着如此丰厚的创作基础，所以他常能发表一些人所不能发的见解。在《努力发展新的中国民族唱法》一文中，针对当时音乐界和戏剧界“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分歧的关键是：中国唱法是否科学，西洋唱法是否能咬清字等问题；而更深层的根本问题在于：“声乐上的民族风格问题以及如何使这种民族风格发扬光大，更能表现新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的问题。”这就比当时许多论者看得深刻得多。而联想到当前一段时间音乐界关于“原生态”和“学院派”之争，可以看出周巍峙深邃超前的理论思考。今日的一些论述还不如周老半个多世纪前的论述精辟恰当呢！关于旧剧的改造，他也很早就提出了非常辩证的意见，特别是谈到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时，他多次强调：“表现一切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必须而且只能从当时历史环境所许可的条件出发，而不能从现在的条件出发，我们是从现代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客观地观察与表现历史的事件与人物，而不是将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染上现代的色彩。”在筹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时，他与编创人员一道，策划了一首大气磅礴的大合唱《祖国颂》，配以巍峨壮丽的山河大地的背景，将建国17年的历史进程高度概括地表现出来；而展现“四·五运动”时，则以一段由独舞和群舞构成的《白花舞》，来传达当时的历史氛围和群众情绪，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构思和理念，惟有艺术方家才能提出，很值得研究、总结和借鉴。
　　周巍峙文艺论评的又一个鲜明特点，是基于其长期的文化艺术领导管理经验，有着深厚的管理实践基础。他长期担任我国宣传、文化、艺术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早在1938年他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后，就参加了现代题材京剧的音乐改革工作，后在张家口、石家庄、天津等地积极团结戏曲家，大力开展有关山西梆子、京剧改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的工作提出了有关方针政策的意见。特别是建国后他到文化部工作，先后在文化部、艺术院团、艺术家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文联等处任职，这些职务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文化艺术领域。此期间，他主持和参与的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都已成为20世纪中华文化艺术的经典；主持编纂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亦被海内外学者誉之为建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系统工程。他的许多论评，都是他在不同职位上和主持相关业务项目时发表的重要意见，对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基本都有过论述。这些论述，对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引领文艺事业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今后文艺的健康发展，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音乐诚然是周巍峙同志的专业，可民族器乐却并非其所长。但他觉得既然在文化部和音协任职，就必须有所涉猎和认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周巍峙对发展民族器乐艺术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处理好民族器乐与各个方面的几个关系，十分辩证而又可行。谈到“民族器乐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这只宜从乐器的改革要更科学、更完整、要有所提高方面提，而讲到民族器乐的内容和艺术，还是讲时代精神比较准确。他特别反对把民族器乐的现代化等同于乐器的电气化，认为可以借鉴一些电子音乐、电子乐器，但不能照搬外国不好的东西。旧剧改革工作曾是周巍峙同志在建国前后主要关注的一项工作，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中，他提出改革的三个步骤：一审查，二修改，三创作。他确定审查标准为对人民的利害及利害多少，由此再分为有利、有害和无害三类，并决定我们的态度和措施。该文发表于1948年，始知周巍峙是旧剧改革政策设计的先驱之一。相声作为曲艺的一个重要门类，当年曾风靡一时，现在也仍受大众关注。周巍峙在《争取相声创作的更大丰收》中为相声创作撑腰鼓劲，着重分析了相声的社会效果问题。他很少这么态度坚决地表示：“对于所谓社会效果不好的指责，我们要作具体分析，对的要接受，不对的要顶住。”为相声艺术家们营造出了宽松和谐的创作氛围。他还指出：“相声的特长是说、学、逗、唱，……除了说、学、逗、唱，还有‘表’，表演当然是贯穿在说、学、逗、唱当中，但它也有专门的特点。”
　　周巍峙文艺论评始终追随时代潮流，具有深刻的社会实践基础。
　　长年位居文化领导高位，除了大量的常规工作外，周巍峙同志还有几个方面是格外关注的。其中一个是关于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鉴于当前全民关注“三农”问题，重温周巍峙1980年在江苏省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的《农村群众文化大有可为》的讲话：在全国小城镇建立若干必要的文化机构和设施，一方面向集镇和周围农村的居民提供各种文化活动的条件，一方面通过这些机构和设施来组织、指导、辅导周围农村地区的文化工作和文化活动。这一构想至今仍然切实可行。关于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1981年他在农村题材电影、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题为《农村题材大有作为》的讲话中，他提出要“把穷困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思想先进、生活富裕、文化繁荣、精神愉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看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有参考意义。针对塑造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形象，他说：“应当从创作思想上进一步澄清对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问题。农村社会主义新人，首先是思想先进、品格高尚、作风良好的新一代农民；但在农村一代新人当中也可以是从落后转变为先进人物的典型；也可以是曾经误入歧途经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而参加到农村新一代行列的。”这是符合中国农民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向的，这也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关于抢救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艺术的问题，周巍峙的看法系统而独到：为什么要抢救？抢救、发掘什么？怎么去抢救、发掘和整理？对收集和整理出来的资料如何进行鉴定、分类和开展深入研究？发掘、整理出来之后怎样保存和保护？如何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些成果？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一一解答便构成了“民族民间艺术抢救和保护概论”。由于“十大文艺集成”中绝大部分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意义决不能低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由此谈到了要建立民族文艺理论体系和推动各分支艺术学科的建设。他指出：“我们的文化艺术遗产极为丰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是举世公认的。但是系统地进行总结、研究工作却很差，还没有建立起与我们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本身相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还有不少空白学科。”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周巍峙同志所指出的这一缺憾却没有根本的改观。周巍峙同志率领“十大文艺集成”的工作人员，经20余年努力，在资料系统整理和专题分析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理应在此基础上再深化下去，探索建立起我们的民族民间文艺学和各相关艺术学来。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主要思考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文化艺术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是艺术院团和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他在《谈文艺改革》、《关于当前文艺改革的八点意见》等文中反复强调：文化艺术系统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艺术创作的质量，不断出好作品、优秀人才和新鲜经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思想不仅当年振聋发聩，如今也时时给我们以警醒。
　　周巍峙同志的文艺论评，涉猎广泛，内蕴深厚。在文艺论评上的贡献，是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的诸多重要贡献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珍视这笔财富，认真研究和学习，接过周巍峙等老一代文艺家的接力棒，继续向前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