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周扬、周立波是同时同地产生的著名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在一个地方同时产生三位杰出文化名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
　　周扬于1907年出生于益阳县新市渡田庄湾，（1）周立波于1908年出生于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周谷城于1898年出生于益阳县上湖乡汾湖洲周家围子。周谷城与周扬、周立波出生地相距40多公里。一个在资水之东，一个在资水之西。因此，益阳人把周谷城称为益阳“东周”，周扬、周立波称为益阳“西周”。据说，周谷城生前不赞成并称“三周”。他说，我的祖辈是由湘潭搬到益阳来的，已有200多年了，周扬、周立波是一家，他们是共产党员，我是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贡献比我大。我认为，“三周”，一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一位是作家，一位是历史学家，益阳人民以家乡有三位杰出人物为荣，并称“三周”是可以理解的；更为重要的是，三周虽然在不同领域作出不同贡献，但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故乡；他们勤奋廉洁，有极为强烈的事业心、斗争精神和创新精神等等。这种共同的精神，我们不仅引以为荣，更应发扬光大。
　　1991年文选德同志指出，益阳三周的革命生涯、文化艺术活动和治学精神，体现出一个鲜明的共同之点，那就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希望，坚信人民的事业必胜，坚信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光辉前景，而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2）在2004年召开的三周研究会成立会上，什么是三周精神，作为一个重要话题提出来，成为这个会议最重要的收获。省社联党组书记曹监湘同志概括为三个方面：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社会进步，投身社会革命的伟大革命精神；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建设，致力文化创新的伟大创新精神；呼应人民愿望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要求，脚踏实地，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精神。还有人认为，三周精神是为先进文化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紧贴群众、深入群众，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的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3）
　　三周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研究三周要研究三周精神、弘扬三周精神。在当前知识界出现某种浮燥乃至学术腐败，弘扬一种进取、创新精神至为重要。这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应该是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湖湘文化孕育三周力行践履的道德素养与心忧天下的奋斗精神

　　三周与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分不开。湖南历史上有一个特点是教育特别发达。从三周故里益阳来看，明代嘉靖三十年益阳知县刘激创办了龙洲书院，清代胡林翼创办了箴言书院，清末民初外国人在益阳创办了信义学校，这些学校培养的益阳子弟不计其数。据统计，唐代以来，益阳状元、进士、举人有记载的达106名，赫赫有名者如唐代诗僧齐己，明代江西巡抚郭都贤，清代汤鹏、胡达源、胡林翼等。当代益阳出了一批院士、将军，都与益阳教育发达分不开。
　　周氏家族重教育，重培养人才，有良好的家风。三周的家风重读书、重仕途，主张学而优则仕。周谷城老家周家围子清代6人中举人、进士。出现过两弟兄中举人、父子俩同中进士。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里考取硕士、博士的有10多人。周谷城在族立小学读了8年书，考入省立一中，再到北师大。根据板桥周氏六修族谱记载，周扬、周立波是周瑜的第59、60代孙。明朝成化年间由江西吉安迁至益阳新市渡，至今500多年。周扬、周立波是迁益始祖第17代、第18代。周氏族学发达。周立波父亲周仙梯在龙洲师范当庶务，周氏蜚英学校当校长。周扬在族立小学毕业到信义中学，后考入长沙湘雅中学，再到上海国民大学。周立波在族立小学毕业后到龙洲高等小学读书，再考入省立一中。三周青少年时代在益阳、长沙求学，受湖湘学派熏陶、影响是很深的。
　　关于湖湘文化，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广义的理解，湖湘文化是一种社会潜文化，是千百年形成的湖湘风俗、习惯、湖湘人的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有人归纳为一种“黑耳朵”精神和“辣椒”性格。这是一种历史积淀，它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益阳板桥六修族谱上记载的家训为四句话：勤俭以律身，谦和以接物，廉让以居心，精密以任事。这就是一种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在三周身上打了很深的烙印，凝结在他们的心理深层。
　　另一方面，狭义的理解，湖湘文化是指宋明时期在湖南形成的以理学为特征的一种学术思潮即湖湘学派。学术界公认，湖湘学派开山祖是周敦颐，奠基者是胡宏、张栻，集大成者是王船山。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大批文人学者南渡避乱。其中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他们是福建人。胡安国在南岳埋头著书30年，写了《春秋传》30卷，明朝作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他的儿子胡宏（1105－1163年），隐居南岳讲学，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知言》、《论语指南》、《中兴业》等。胡宏称为五峰先生，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张栻（1133—1180年）最有造就。张栻两次前往南岳拜师胡宏，胡宏认为29岁的张栻是官家子弟，不是读书的料，不受。第三次张栻长跪书院门前，痛哭流涕，被胡宏收为弟子。张栻学成回长沙，在南门外创办城南书院，即现在的湖南一师范。当时，理学大师朱熹主讲岳麓书院。朱、张两人互相拜访，切磋学问，唱和诗词，讲学城南、岳麓两书院。他们来往的渡口称为“朱张渡”。“朱张会讲”成为湖湘文化史上的经典故事。他们开了湖南自由讲学的先风，吸引了大批学子。王船山（1619—1692年），名夫子，晚年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称为船山先生。清代入都北京后，他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誓不两立，埋头著书，总结明朝亡于异族的教训。王夫之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朴素辩证法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和民族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庞大的思想体系。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得益于陶澍、曾国藩。
　　湖湘学派的基本精神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不尚空谈的务实实践精神。二是力行践履的道德素养。湖湘学人注重自身道德修养、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湖湘学人的品行中有一条是讲诚信、讲忠诚，甚至愚忠。周扬1975年由毛主席批示，从关了九年的秦城监狱释放出来，他还呆了两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再走。对他的这一作法，有些人不理解，也有讲是一种政治需要。其实，研究周扬，可以看出这也是湖湘文化的作用。三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这一点，陈独秀、杨度等曾高度赞扬。四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这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的遗传基因。杨度《湖南少年歌》表达了这种意识。救中国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舍我其谁。周扬晚年关于思想解放的一系列演讲与文章，就有舍我其谁意识在起作用。据顾骧同志回忆，周扬说过，他对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怀有一种责任感，认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
　　有人总结，湖湘文化孕育了湖南近代的五代人才群。第一代，以陶澍为宗主，一大批湖南学者，如贺长龄、魏源、罗绕典等。第二代，曾国藩为宗主，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他们首先是一个学术文化圈子，很快转变为左右中国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梁启超讲，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时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第三代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第四代是黄兴、宋教仁等组织的华兴会。第五代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以“二十八画生”为核心的一群长沙青年知识分子。三周无疑属于湖南近代人才群的第五代。从三周的著作，三周的革命实践、三周的为人处世，都可以发现湖湘文化的熏陶、影响和很深的烙印。
　　三周受湖湘文化熏陶、影响，我认为具体来讲有五个方面：第一，湖湘学派基本精神和精髓在三周身上打下了文化烙印。关于湖湘学派的精髓，于幼军认为，是“追求理想信念坚定执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通变求新、变革图强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躬身实践的务实精神；融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敢做敢为，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在三周身上这种文化烙印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湖湘文化孕育的湖湘精英，成为三周效法的榜样。近代湖南英才辈出。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左宗棠抬棺进疆，不让沙俄寸土；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这些湖湘英才心怀天下，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深刻的影响了三周。
　　第三，湖湘文化的特点是哲理思想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湖湘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一方面，具有高度抽象的哲学逻辑思维能力，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力图从宏观上把握宇宙人生。另一方面，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学形象思维能力。受屈原浪漫诗篇影响，湖湘学派很多代表人物有深厚的文学根底。从王船山、陶澍到毛泽东都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诗人。他们在进行艰苦的理论思维，著书立说的同时，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歌、散文。上述两个方面，在三周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艾斐《中国当代文学流派》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得上学者型的战士与战士型的作家，还不多见，周立波是一个。
　　第四，湖湘文化具有兼容开放、有容乃大的特性。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三周都是懂外文的翻译家，具有世界眼光和广阔心怀，对古中今外文化兼收并蓄。
　　第五，从文学观上讲，湖湘学派两个方面的思想对三周影响很深。一是“文以载道”，（4）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社会使命感，政治热情和进取精神。受此影响，三周以为人民事业而写作作为人生追求。二是强调文学创作要以作者生活经验为基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5）三周都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周立波文艺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写实。

斗争实践中锻炼了三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三周怀着报效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心走出益阳，投身于革命洪流，在革命斗争中接受血与火的锻炼，始终保持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韧执著、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刚烈、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在周谷城上海寓所西厅挂着他的亲笔条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毕生的信念，也是他做人做学问的根基。周谷城是毛泽东的同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毕业留一师附小当主事，周谷城北师大毕业也到一师附小当教员。1921年到1927年，他跟随毛主席参加大革命，到船山学社教课，到武汉参加农民协会宣传工作，在长沙发表《农村社会之新观察》，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以租谷论为依据要捉拿他，周谷城到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宣传唯物史观，支持学生运动，投入反帝爱国运动。1946年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起草有60名进步教授签名的反蒋宣言。
　　周扬、周立波三十年代在上海艰苦斗争环境中，在白色恐怖下，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站在我们党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前哨，肩负历史重任，以鲁迅为旗手，坚持白区战线斗争，粉碎了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同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向。周扬、周立波在上海10年由一名文学青年锻炼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左联的领导与骨干。
　　1932年12月上海《文学月报》第五期发表了鲁迅至周扬的一封信，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是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四期发表了芸生写的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鲁迅的信首先赞扬了刊物的进步，然后指出，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战”；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封信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鲁迅这封信写得好，对左联的创作、评论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体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关心、教诲。了解芸生这首诗的来龙去脉，可以深层次的了解当年周扬、周立波在上海的革命斗争的艰苦情况。
　　周扬1925年从长沙湘雅中学考入上海国民大学， 1927年进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在上海，周扬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也受到革命潮流影响。周扬热爱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是郭沫若“诗歌的狂热的读者”，同时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1929年周扬留学日本，在日本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打下了理论基础。1931年周扬回国，投身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从1932年到1936年，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周扬回益阳。当时，在家乡一所小学当教员的周立波，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迫害，便随周扬到上海，住在闸北四川路一个亭子间里。　　1929年6月，周立波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左联成立后，响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开展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通俗化的讨论，周立波也参与讨论，写了文章刊在《大众文艺》刊物上。这时，他参加了革命组织——革命互济会，和进步学生一起到街上参加飞行集会，散发革命传单，贴标语等。1930年五·一前夕，周立波被开除学籍。他回老家住了三个月再回上海。1931年，他到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中共领导上海工人罢工支援19路军，周立波担任印刷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2月6日下午张贴传单时被捕。当时周扬是左联领导，他认识神州国光社总编辑胡秋原，请胡出面保周立波出牢。胡秋原不肯保，引起周扬气愤，发表了芸生辱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1934年周立波被释放，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该年10月，周立波第三次来到上海。这以后的三四年时间，是周立波成长得最快、贡献也十分突出的几年。这一年，由周扬介绍，周立波加入了左联，加入了共产党，编辑了一个刊物。
　　三周始终坚持用笔杆为人民革命事业作贡献，以不畏艰难，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周谷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个人的力量写作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成为著名的史学家。他著述宏富，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坚持反对“欧洲中心论”，弘扬华夏文明。周扬在上海白色恐怖环境里系统的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了大量论文，翻译了《安娜·卡列妮娜》等文学名著。周立波在文学园地里勤奋地耕耘。从《铁门里》、《亭子间里》、《战场三记》到《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纪录了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奋斗史。
　　让我们以周立波为例来看三周是如何克服艰难困苦发愤著书立说的。周立波在劳动大学时，学生轮流担任食堂采买，他写了一篇千字文《买菜》，投给《申报》，于1929年11月29日刊登，成为周立波文学生涯的起点，笔名是小妮，绍仪的谐音，得了四元稿费。从1934年到1936年，周立波写了大量论文与评论、散文。据统计有80多篇。翻译了100多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周立波翻译的捷克著名记者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反响。这两部著作对周立波自己后来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也有很大影响，为他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经验。这一段时间，周立波突出的贡献是他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他以浓厚的兴趣研究现实主义理论；他关于文学的特性与功能，关于艺术典型的创作，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他对鲁迅、巴金、老舍、张天翼、艾芜、周文作品的评论，都十分中肯。他高度评价《阿Q正传》，认为阿Q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第一个伟大典型，可以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等相比，具有不朽价值。
　　1937年9月，由党组织安排，周扬夫妇、周立波、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林基路、舒群等十二人从上海出发经南京到西安。除周立波、舒群两人外，其他同志当即到延安。周扬担任了边区教育厅长。周立波以随军记者身份跟美国记者史沫特来当翻译。1937年10月16日出发，到1937年12月底送走史沫特莱，他们到了五台山、晋中、太行洪洞县等，每天走五六十里，采访了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聂荣臻等和大量战士、老百姓；参加了广阳战役，战斗中他们三人为伤员包扎伤口。这次战斗结束后，任弼时送了他一匹马、一双日本靴子等战利品。为史沫特莱当翻译任务完成后，他又为一个美国大使馆参赞、陆军上尉卡尔逊当翻译，这个人到山西洪洞实地考察八路军抗日斗争。从1937年12月26日开始，他们采访了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震等八路军将领。卡尔逊是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成为八路军同情者。1938年2月25日，这次翻译任务完成。这两段斗争生活，周立波作了大量日记、笔记，1938年6月在武汉出版了《晋察翼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两本优秀报告文学，有人认为可以与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比美，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1938年底1939年，周立波在沅陵和桂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办报纸宣传抗日。1939年底，周立波到延安，在鲁艺担任文学系教员，编译处处长，讲授外国名著。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到解放日报当副刊部副部长。1944年，他随王震的三五九旅南下，历尽艰险，写了报告文学《南下记》，后来三部报告文学合印为《战场三记》于1962年出版。1946年到1949年周立波到东北，在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镇参加土改，写下了《暴风骤雨》。尚志市元宝镇的群众至今怀念周立波，在元宝村建了《暴风骤雨》纪念馆。

致力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创新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精神

　　三周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他们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依归，正确处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创作了不少的好作品， 表现出一种伟大的创新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精神。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倾力研究中国古代史，发表多篇中国奴隶社会的史论文章。1956年出版《古史零证》。他还积极参加重大学术问题讨论，在多个领域发表真知灼见。据《周谷城画传》介绍，（6）周谷城一系列学术研究都是在毛泽东关注与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学术上大胆思考与创新的风格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赞赏。1956年他在《新建设》2月号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发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六十年代，他发表多篇关于美学思想的文章，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季水河教授说，周谷城一系列美学观点极具独创品格。
　　周扬从1949年至1966年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理论、文艺，一直是思想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导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周扬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大力推动和鼓励文艺创作，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故事片等，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建国后17年“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五十年代，他领导了戏剧改革工作。六十年代，他发起、组织并亲自参加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参与研究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对促进文艺繁荣，培养文艺人才起了较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站在思想解放潮流前列，认真反思了十七年“左”的错误，总结了几十年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写了许多文学，曲艺、音乐等方面的文艺评论，作家、艺术家论。
　　周立波建国后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贡献主要在小说创作和茶子花文学流派的形成上。周立波一生文学创作有四个高峰：1935年前后评论和翻译的高峰，1938年报告文学的高峰， 1948年《暴风骤雨》的高峰，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高峰。《铁水奔流》是最早写产业工人的作品。与茅盾、巴金、何其芳、沙汀等一批作家不同的是，周立波建国后创作不仅未停步，而且成为一生创作的新高峰。他创作的《山乡巨变》和20多篇短篇小说，对于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
　　《山乡巨变》所反映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山乡巨变》的艺术价值与成就呢。探讨这个问题时要先探讨一下周立波的文学观。周立波在左联时期就认真学习、钻研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四十年代初，他在延安鲁艺讲授“名著选读”，涉及十多名外国作家，几十部作品。从这份讲授提纲可以看出，周立波十分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对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典型化创作方法，果戈里、契可夫、肖伯纳的幽默手法，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在讲授提纲中指出：“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更自觉地遵循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1962年中国作协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周立波强调：“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综观周立波创作全过程，革命的现实主义在其创作中始终占主线地位。我认为，《山乡巨变》的艺术价值也就在于他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仅反映了合作化，而且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在审美上有独到之处。第一，对五十年代农民群众与基层干部情绪的准确把握，对刘雨生、李月辉、邓秀梅、“亭面糊”等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忠实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丰富性的融合，取得了不可低估的现实主义成就。第二，在运用方言，营造艺术意境，渲染一种幽默情趣，描写洞庭农村的自然美等方面都表现了一种独创性。第三，正如茅盾所说的：“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个人风格。”
　　《山乡巨变》的艺术风格，影响了湖南整整一代作家，在湖南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表现农民、笑看生活、擅长风俗画、充满湖湘风味的茶子花派。不仅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湖南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而且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艺术创作经验。文学艺术创造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产，又必须通过作家艺术家的个人独创来完成。一方面，任何文艺作品都是适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都要对社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而社会不可能不对艺术创作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另一方面，任何艺术品都要通过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形象思维来创造，必须保证这个领域有发挥个人独创性的充分自由。《山乡巨变》的创作和茶子花派的形成，把文艺创作这种两重性把握得恰到好处，为我们今天组织精神产品生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周最宝贵的品格是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保持着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谷城曾担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作为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却始终保持平民风格。周扬不管有哪些“左”的错误却始终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从未争过名利。周立波勤奋廉洁不计名利更是尽人皆知。周立波始终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深入生活的道路，真心实意地扎根在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真实反映生活。1954年11月，周立波回到益阳县邓石桥，参加了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9月，他与妻子林蓝携带4岁的女儿举家迁到桃花仑乡竹山湾村，住在贫农卢国云家，并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经常与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陈桂香一起早起晚睡，走村串户，向农民作说服动员工作，宣传党的政策，研究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等具体问题。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在大海塘乡政府所在地葛彬公祠堂开了一个铺，和乡干部住在一起。1956年，周立波又参加了桃花仑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建社工作。1957年他担任了中共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1956年2月14日，大海塘高级社和桃花仑高级社联合举行成立庆祝大会。周立波为这两个社的建立洒下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他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一篇记叙这次庆祝会的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参与者的由衷高兴。在深入生活中，周立波与桃花仑、大海塘、邓石桥的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留下了很多他关心群众、同农民打成一片、参加劳动、为邻居分忧解难的佳话。他多次损献稿费，为农业社建果园、办农民俱乐部。《山乡巨变》的创作过程充分反映了周立波最可宝贵的品格：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深入到生活的洪流，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用文艺形式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主旋律。他坚持为人民的事业而写作，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品德，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三周精神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对历史人物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第一，要看历史人物的贡献。恩格斯讲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列宁也讲，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第二，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第三，要详尽地占有材料，不要想当然。研究历史、历史人物，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恩格斯说，在这里，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研究三周，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地阅读三周著作，充分占有材料，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三周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三周，我认为涉及到四个问题：正确评价左翼文化运动，正确评价左联和两个口号之争，正确评价周扬十七年的功与过和新时期的贡献。正确评价周立波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茶子花文学流派的深远意义。
　　如何评价左翼文化运动是三周研究的一个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指出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有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周扬说，现在有些谈文学史的文章有一种倾向，贬低革命文学。好像“左翼”搞错了。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周扬还指出，评论前人的功过，不要因为革命运动有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像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作出不正确的估价。比如从事革命文学，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牺牲，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不作出正确估价，听任一些人妄加曲解，把左翼说成不如梁实秋啊，还不如胡适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就相信了这些。这样地对待历史，就完全不是唯物主义，完全不正确了。
　　尽管左翼文化运动也有左倾幼稚病的局限，有过“左”的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应该肯定。“重提左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可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成长的一条道路。”（7）
　　当前对三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表现在三周作品、著作未系统整理、出版，缺乏权威版本，一些日记、书信、手稿收集很不够；对三周研究停留在生平介绍、业绩陈述上，单个作品、论文评介分析上，对三周的史学理论、文艺思想、来源、形成、特点、意义、学术体系、学术成就缺乏系统研究；把三周作为单独历史人物研究，没有对三周精神从整体上分析；停留在零碎问题研究上，没有放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没有放到湖湘人才群中去比较、去分析；没有联系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来研究。不仅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不够，而且缺乏研究人才，没有形成研究群体。
　　周谷城是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扬是中国文艺理论家，周立波是中国著名作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历史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三周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显著影响。三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是现当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是益阳人民、湖南人民、中国人民的骄子。
　　深入研究三周，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具有深远意义；对于推动理论创新、文艺创作有深远意义；对于优秀人才群体的培养有着借鉴作用；对于振奋知识分子士气，倡导优良党风学风文风，对于振奋民气，有着重要意义。
　　身处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人，只有重新评估和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弘扬自己文化的精华。要重新清理文化家底，继承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五四”以来弘扬民主、科学的文化传统，1921年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传统。研究三周，也就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郁达夫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作为三周故里，我们益阳有责任、有义务认真纪念三周，研究三周，宣传三周，弘扬三周精神。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周氏六修族谱
　　（2）《益阳文讯》1992年第6期
　　（3）《湖南日报》2004年9月10日
　　（4）周敦颐《周子通书》
　　（5）王船山《姜斋诗话》
　　（6）《周谷城画传》，张光武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7）王富仁，《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周宪新，男，益阳市人，曾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社长、总编辑、地委副秘书长、地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现任市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