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宪新

　　叶紫从1932后开始文学创作到1936年底因病停笔止，五年的创作历程，就小说创作而言，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星》，还有《菱》的未定稿。叶紫还计划并酝酿着创作一部反映洞庭湖农村农民运动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反映作者的亲人——血染资江的父亲与姐姐，转战洪湖牺牲的满叔与婶母，因抗租而被杀的表弟立秋、六哥、汉弟等“那班为人间真情、光明与正义而抗战的人”。可惜在苦难的时代环境里，叶紫因生活贫困和病痛而早逝，中国文学史上无缘留下一部应该是极为悲壮的作品。

　　一

　　叶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跃起的一颗新星。他的《丰收》一发表，就受到文学界高度注意与赞扬。茅盾在《几种纯文艺的刊物》中对《丰收》有一大段中肯的评论，称之为“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

　　叶紫有幸得到了鲁迅辛勤培养。1934年4月鲁迅与叶紫开始了书信往来。这年12月19日，鲁迅邀请叶紫与肖军、肖红晚宴。后来鲁迅与叶紫、肖军商定成立“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作为了这个丛书的第一本出版。鲁迅写作了序言。鲁迅得知叶紫因肺病住院，在自己离开人世的前十二天，送50元给叶紫夫人。表现了鲁迅对叶紫的舔犊情深。此事鲁迅夫人许广平曾有详细回忆。

　　鲁迅为《丰收》所作的序言，文章不长内涵却十分丰富。文末鲁迅写道：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据我理解，鲁迅的序言首先充分肯定了叶紫以强烈的阶级爱憎，大胆反映现实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价值。鲁迅以叶紫的创作实践反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肯定了“文学是战斗的”。鲁迅提出，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不能凭空创造，必须有深厚生活积累。

　　鲁迅还以叶紫的作品驳斥了所谓“中国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观点。1934年3月，上海一份名为《春光》的杂志刊载郑伯奇一篇文章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个问题一提出即引发了一场讨论。鲁迅在这篇序言中指出：“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作者和作品的摧残”，而叶紫《丰收》的问世，说明“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更加坚实”。

　　鲁迅对叶紫和他的《丰收》看得多么重要。

　　鲁迅器重叶紫，缘于叶紫身世极度不幸而文学才华十分出众；怀才不遇却对施展自我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报效人民始终抱有极其坚定的信念。

　　二

　　叶紫小说创作的成功告诉我们，不仅是思想深刻而且还要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才能赢得读者；而革命作家光有革命的热情，并不能写出好的作品。

　　随着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1930年“左联”的成立，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涌现了称之为“革命小说”或“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红色文学流派。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乡村苦难与斗争生活的革命乡土小说，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田野的风》，柔石的《二月》，丁玲的《田家冲》，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面前》，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以及叶紫的小说。这些小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处，从整体上看描绘了农村破产、农民革命发生发展的画图，但是很多作品革命热情有余而艺术上却很幼稚，存在概念化、脸谱化的毛病，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评的“时代的传声筒”。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过批评。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一文中指出，《地泉》流于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地泉》中的人物“都是理想化，没有真实的生命的”，作者生活的贫弱使其无力深刻地刻画人物。茅盾批评《地泉》一类小说缺乏社会现象全面而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用“脸谱主义”的方法去描写人物，用“方程式”去布置故事情节。

　　同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作家，叶紫的小说与蒋光慈、阳翰笙等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小说有较大区别。叶紫的创作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与充分的创作准备，因此正如鲁迅所称赞“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而非“革命浪漫谛克”的肤浅与幼稚。叶紫的乡土小说《丰收》、《火》、《电网外》、《偷莲》、《鱼》、《山村一夜》、《湖上》、《星》等描写的农村苦难生活与农民自发性的反抗斗争，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真实生活出发，具有生活的原生态性。他对底层农民有深刻认识，他用鲁迅的笔法来总结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未能真正发动农民的惨痛教训，因而他的小说主题非常深刻，具有震撼力。他说：“因了自己全家浴血着1927年底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的。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

　　同时，叶紫小说具有较高的乡土小说审美品位，有着乡土小说的浓郁的艺术气息与氛围。他不仅擅长摹写乡村农民生活的苦难与农民自发斗争的悲壮，而且也善于描摹洞庭湖乡的湖光水色。在《偷莲》中关于荷叶莲蓬的描写：“莲蓬，已快将老迈了，低着头，干枯着脸，无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叹息它底悲哀的命运，荷叶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强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风摇摆着。九月底冰凉的露水洒遍了湖滨。在远方，在那辽阔的无涯的芦苇丛里，不时有大块的、小块的，玩童们散放着的野火冒上来。”

　　在《鱼》中关于月色的描写：“驼背的残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过那阵阵的云围，星星频频地夹着细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里的被寒风掀起的浪涛，直向漫无涯际的芦苇丛中打去，发出一种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啸来。湖堤内面，小湖的水已经快要车干了，平静无波的浸在灰暗的月光中，没有丝毫可以令人高兴的痕迹。虽然偶然也有一两下仿佛象鱼儿出水的声音，但那却还远在靠近大湖边的芦苇丛的深处呢。”

　　这两段景物描写以像征性和拟人化手法，表现了人物的一种情绪，也显示了小说的地方色彩。

　　叶紫小说还具备乡土小说的乡风民俗描写的要素。《丰收》中村民打着旗锣鼓伞，抬着关老爷游行求雨的场面，描写得逼真又生动。《偷莲》中写村姑下湖偷摘莲蓬，唱着“偷莲偷到三月更啦，家家户户睡沉沉，有钱人不知道无钱人的苦，无钱人却晓得有钱人的心”的民歌，摇着小船而返。写得既有情致又感伤，极具洞庭湖地方色彩，充满生活趣味和艺术感染力。

　　叶紫的小说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而且接承了“五四”反封建的人道主义精神。中篇小说《星》，刻画了主人公梅春姐对人性的追求、爱情的渴望与土地革命中妇女的解放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型农村女性典型形象。对人物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贴切的内心独白，“星一般的眼睛的”象征手法，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描画，以及对时代氛围的真实刻画，使《星》这个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叶紫作品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区别以及他艺术技巧的臻于成熟。

　　三

　　叶紫的杰出文学才华源于他不同于一般作家的社会实践、生活体验与生活积累。他是益阳县兰溪月塘湖余家垸人。他的满叔余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袁铸仁筹建了益阳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略早于韶山村支部），后来担任益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兼自卫军大队长，1932年牺牲于洪湖。在余潢影响下，叶紫全家投入农民运动。父亲余达才入党后担任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大姐余裕春、二姐余达民先后入党。大姐担任兰溪镇女子联合会会长兼第四支部书记，二姐担任县女子联合会会长兼共青团负责人。父亲与二姐1927年6月16日殉难于益阳大码头。叶紫先后就读于兰溪高小、长沙妙高峰中学、华中美术学校，1926年由满叔余潢推荐，投笔从戒，进入黄埔军校武汉三分校学习。他后来飘泊到上海，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叶紫满门忠烈。对于后来者来说，叶紫一家用鲜血为新中国铺了路。据作家叶梦记叙，位于资江边的叶紫墓已于70年代因修水厂而消失了。本文写至此，笔者几次停笔，感叹不已。

　　叶紫杰出的文学才华也得益于他夙兴夜寝、手不释卷、发愤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叶紫不愧为湖湘才子，他志向远大，信念坚定，富有才华。然而，他的早逝，使他的才华未能全部施展。他的悲惨命运是时代的悲剧。他留下的20多万字的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