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理论队伍之军　练文艺骨干之兵
──对周扬同志创办文研班业绩的点滴回忆
　　缪俊杰

　　文研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一提起文研班，都还肃然起敬，文研学友们聚在一起，也会引起许多温馨的回忆和无限的的遐思。
　　2005年5月，首届文研班毕业同学，在阔别四十多年后，重新回到他们的“母校”——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畅叙别情，追寻旧梦。同学们在回忆那温馨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时，深切地缅怀文研班的创始人周扬、何其芳，以及为文研班“传道、授业、解惑”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追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所长杨义博士说：“由周扬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创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文学研究一项开创性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和有成就的学者教授。他们已成为新中国早期文艺理论队伍的骨干。文研班的办学经验影响深远，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认真总结文研班的经验，应该是我们文学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当年曾为文研班班主任助手、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陈传才教授对文研班的创办和同学毕业后在文艺理论界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文研班的办学经验是人大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的成功经验，很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
　　我作为“文研班”的首届毕业学员之一，听了他们的讲话和学友们的回忆，深受感动。现就我的记忆，以及后来同周扬同志接触听到的点滴情况，回忆述后，请学界和同窗学友们批评指正。

　　一、缘起：培养一批理论干部，
　　让这些人多读一些书

　　周扬同志为什么要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办—个培养理论队伍和文艺骨干的文研班？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由于周扬同志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只是一般学生，没有机会直接听到他关于创办文研班设想的谈话。当年创办文研班的有关领导同志，如吴玉章、何其芳、何洛等同志也没有留下(至少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只是在此之前，周扬同志有过两次重要谈话，与办文研班有着直接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周扬同志要创办一个培养文艺理论骨干训练班的思路。周扬同志晚年，我曾问他，当年这两个讲话是否与办文研班有关？他笑了笑，有默认之意。   
　　首届文研班是1959年9月开办的。在开办之前，周扬同志有两次重要讲话值得重视。一是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二是提出“重视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的讲话。这两次讲话都着重谈到培养文艺理论骨干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周扬要创办文研班的基本思路。
　　第一次讲话是在1958年8月，即文研班创办的前一年，这年9月间，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邀请周扬同志到会上作报告。周扬同志在讲话中郑重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问题。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和总结本国文艺实践的经验，按照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周扬文集》第3卷31页）
　　第二次讲话是1959年8月，即文研班开办前着手招生之际。周扬同志应邀到北京一个“读书会”上讲话。他这次讲话突出谈到“建理论队伍之军，练理论队伍之兵”的问题。他说：“党很重视理论工作，读书会是加强与重视理论工作的措施之一”。他强调读书要系统化、经常化，委婉地批评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观点。他说：“我们强调读书是为了用，要联系实际，这是对的。但不要绝对化，以为读了书马上就要用，今天读今天就用。”“培养秀才，……四年五年，甚至更长，培养理论干部，不能性急。”他还提出要加强理论队伍的培养。他针对当时所谓“工农学哲学”的问题，委婉批评说：“去年大跃进，工农学哲学，这很好。但是更迫切的问题不在工农学哲学，在于加强队伍，提高理论工作干部。没有队伍，如何打仗?理论战线队伍不强，如何加强理论工作？全党加强理论工作，首先要有一批理论干部，这些人要比一般干部多读一些书。”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要把社会科学和大学文科管起来。
　　周扬同志这两次讲话，与社科院和大学文科的教学都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和周扬同志的倡导和具体指导下，文研班应运而生。
　　周扬同志对文研班的开办十分重视。文研班开办后，听何洛同志和纪怀民同志讲，周扬同志对文研班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师资配备、教学方法乃至生活条件都十分重视，亲自过问，不时听取何其芳、何洛等同志对文研班情况的汇报，及时作出指示。

　　二、学员：从全国各地大学和文艺团体
　　在职干部中招生

　　文研班的开办，直接贯彻周扬同志的意图：重点在培养文艺理论骨干。在周扬同志“建理论队伍之军，练文艺骨干之兵”的思想指导下，有关方面立即着手文研班的筹备组建工作。这个班与一般的读书班不同，周扬选择了社科院(当时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方式，以便成为一个正规的学制，成为长期培养理论骨干的战略措施。
　　周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单位合作，而不是单纯附属在某个学校，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当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由何其芳任所长。何其芳是著名诗人，又是党的文艺理论家，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延安鲁艺当过文学系主任，有办学经验。周扬同志后来说，何其芳在理论上有独立建树，治学严谨，刻苦勤奋，办事认真，办学是个十分合适而又称职的人选。(《周扬文集》第5卷355页)。而中国人民大学又是党一手创办的培养马列主义人才的高等学府，校长吴玉章是著名教育家，学校拥有一大批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当教员，因此，由这两个单位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比翼齐飞”。于是，有关方面决定，文研班由何其芳出任班主任，何洛(也是延安时期文艺界的老同志)为副主任，从山东革大毕业的纪怀民同志为学术秘书。当时人大还没有中文系。先由这样一个“三人班子”运作起来。校址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分部——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虽然校舍比较简陋，条件较差，但人气很旺，一开始就显得朝气蓬勃，热气腾腾。
　　周扬同志关于文研班主要培养在职干部的设想，在招生中得到了贯彻。文研班创办之初，委托各地文联或作家协会代为招生。我记得，当时作为武汉大学助教的李希贤同志和我，得到通知，要我们到湖北省作协考试，录取后到北京进修“深造”。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们本人并没有报名。到作协后，才知道是文学研究所和人大主办的文研班招生。试题是北京专送来的。监考官是省作协主席于黑丁和作协秘书长韩柏村同志（后来才知道湖北应试的还有作协的李力和华师的贺兴安）。考完后，我们在学校等候，到9月底，我们接到通知，说是已被录取，要我们国庆前赶到北京。我们9月28日到北京以后，开学典礼已经开过，算是迟到生。所以人大文研班开学典礼的全班合影，没有李希贤和我两人。
　　我们到文研班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才知道文研班同学大都是有相当工作经历的，都比我们“资格老”，我们算是小弟弟了。现在可以回忆起来的老大哥老大姐，比如，解冰，延安时期已是著名歌唱家，入学前是中央乐团演员，已44岁，周扬同志一见面就能叫出她的名字；郭拓，时年42岁，延安时期已是团级干部，入学前当过轻工业部处长、天津造纸厂厂长，但他无意当官而志于学问，所以弃官就学；王春元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已出演过《家》、《春》、《秋》里面觉新这一角色，艺坛小有名气；戴其锷入学时是北京市委干部，级别不低；曹淑芬、冯湘乙入学前已是讲师；李尚公、陈兆荣、林熙沅入学前是高等学校党的干部；西安的刘建军、张学仁，广东的朱兆翰、陆一帆、潘翠菁，北京的梁仲华、谭霈生，武汉的贺兴安，浙江的张颂南、叶凤源，山东的陈宝云、张德俊、樊步礼等都毕业好几年，在高校已经开始讲课；李恕基、李力、封浩、张先猷、刘万云、孙国林等是来自省市文学刊物的编辑，黄泽新、申文钟、王德勇、李允经、何寅泰、李希贤、缪俊杰、杨津华、李基凯等也已毕业留校工作了。如今大名鼎鼎的何西来(文轩)，全班年纪最小，当时也是西北大学的教师了。至于文研班后几期，更是从各地文艺团体中选拔骨干来校就读、进修。从这些学员入学前的职业和经历来看，当时校方确实想把文研班的学员培养为各地的文艺骨干。
　　周扬同志对来自各地的文研班学员的学习生活十分关心。开班不久，大概是1960年初，周扬同志亲自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文研班所在地进行视察。周扬由胡锡奎副校长和何洛副主任陪同来到我们居住的主楼二层（即段祺瑞执政府会议厅楼上），察看我们的宿舍，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并在支部书记郭拓同志房间接见了支委和部分学员。周扬在听了郭拓的汇报后说：“你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了，你经历了革命战争、开国后参加了一段时期的建设工作，当过处长、厂长，现在又来学习，这很好。读书学理论都要专注，读书没有一点专注，如看报纸一样，是做不了学问的。我们是需要一些同志多读一些书，这样才能出理论骨干。”在问到王春元同志以前做什么工作时，春元答是青艺演员。周扬同志说：“啊，好像看过你演的戏!”在问到我和其他几个年轻同志时，周扬同志说：“你们年轻人，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更要加强理论学习。”接着周扬同志又鼓励我们说：“你们除了读书，还要实践，要参加战斗。我们要高举反帝反修旗帜，与修正主义进行论战，在文艺战线，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文艺战线反帝反修的任务也很重。你们要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当时听了周扬同志的话，很受鼓舞。

　　三、教师：请国内学术大师与一流专家来讲课

　　周扬同志为了把文研班办成一个一流的干部培训基地，强调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理论培训和修养。一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二是西方美学的学习；三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主张广拜名师，多方受教，使同学们得到国内各方面名师的指点。周扬同志亲自过问文研班的教师队伍，主张把国内一流的各学科、各流派的专家请到讲堂上来，为文研班的同学们“传道、授业、解惑”。据我们后来知道，为文研班授课的教师，有不少是周扬同志亲自点名或经他过问、协调，被聘请、选调到文研班讲堂上来的。据我们回忆，当时为首期文研班同学授课或担任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有：朱光潜、冯至、余冠英、吴组缃、钱钟书、杨晦、秀羡林、李健吾、叶君健、萧涤非、王季思、唐弢、罗绍渔、何洛、罗念生、戈宝权、蔡仪、叶水夫、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周振甫、黄肃秋、王达津、马奇，还有年轻教师周来祥、柳鸣九等等。这些授课教师，都是当时高校和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成就为学术界和文艺界所景仰。他们的授课，也得到同学们欢迎。
　　为什么“文研班”能请到那么多名师授课？当时没有如今那种“高价出场费”，几乎都是“友情出演”。即使给一点讲课费，也是微乎其微。应该说，当时有那么多的名师为文研班讲课，与周扬、何其芳的“号召力”是分不开的。乐意被名人请，也是一种“名人效应”。
　　这里我讲几个例子。朱光潜为什么会到文研班讲课？这与他同周扬的深厚友谊是分不开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周扬是“党的领导”，朱光潜是“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会有浓厚友谊吗?这就一般人所不知的了。1984年初，我为编《周扬序跋集》去见周扬同志。他拿出一份珍藏的材料给我看，是他保存了40多年朱光潜1939年给他的一封信。朱光潜的信说：“周扬先生：你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信到本月十五日才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当再奉闻。谢谢你招邀的厚意。弟朱光潜　一月廾日。”朱光潜先生给周扬的信的原委是，1938年作为延安教育厅长的周扬，写信给四川大学教授朱光潜，邀请他到延安教书。但是信迟到了一个月，朱光潜已答应武汉大学的聘请到嘉定(抗战时武大所在地》，也就无法去延安了。但朱先生对周扬的邀请是很感谢的。并为失去这个机会而遗憾。历史就有这种偶然性。假如周扬给朱光潜的邀请信及时到达，朱光潜也就到了延安，成为鲁艺的教授。朱光潜也许就成了另一个朱光潜了。也就是同何其芳、周立波等一样的鲁艺教授了。事未办成友谊在。1982年，周扬在《给朱光潜同志任教六十周年的祝贺信》中说：“四十年前你曾给我一信，虽经‘文化革命’之难尚犹未毁，信中也是见你的思想发展的片鳞半爪；颇为珍贵，特复制一份，赠给你，以志我们之间的友谊。”由此可见，周扬对于具有渊博学问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是期望很高，十分尊重的。周扬邀请(至少是指示邀请）朱光潜为文研班讲课，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足见周扬对博学之士的尊重和对文研班教学的重视。
　　在这里，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从上海调唐弢先生为文研班专职教师的事。唐先生是左联时代作家，曾任“左联”行政秘书，抗战时期在上海从事抗日活动，全国解放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戏专担任教授，后在上海文化局、上海作协担任领导工作，著述甚丰，以杂文随笔及藏书著称于世，也是不可多得的鲁迅研究专家。周扬同唐先生之间早已熟悉，友谊颇深。唐先生是上海文学界的“顶梁柱”之一，为什么能把他的大驾搬动，从上海作协调到文研班当专职教师？”后来才听说，完全是中宣部的行政行为的结果。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周扬同志。唐老师从上海调北京以后，住在人民大学的教师宿舍——铁狮子胡同一号红楼。我同几位同学曾经到宿舍拜访过唐先生。人大给他不小的房子，好像是五房一厅。我们看到，几乎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他是有名的藏书专家。他说：“从上海搬家来，全是书，装了五个车皮。”他还说：“中宣部决定要调我来，我多半是服从组织分配而来的，否则哪有这个力气搬这个家呀！”他是老专家，其实他那时才46岁(1913年出生)。唐先生担任文研班专职教师以后，因为和学生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同学们经常去向他请教，他也总是诲人不倦，认真解答同学们在读书写作时遇到的难题。
　　周扬、何其芳同志以及文研班的领导同志，对于文研班的教学需要，可以说是“不惜工本”的。为了同学们在北京听到一些名家的课，校方总是用专车送我们去听课。例如：每周用专车送我们到北京大学听朱光潜、杨晦、季羡林先生讲课，送我们到西郊人大校本部听课。此外，文研班还不惜破费，请外地专家，如山东的萧涤非、周来祥，天津的王达津等来京讲课。北京甚至文学所内，就有研究戏曲的专家，但广东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名气大，就请王先生坐飞机来讲课。那时，飞机不像现在是人就可以坐的，要有—定级别。所以文研班请王先生坐飞机来讲课，这也是很高的礼遇了。
　　为了加强实践性，让文研班同学更多地了解国内外文艺现状，周扬同志还让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为我们讲课。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当时是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都亲临文研班讲课，使我们增加了许多文坛现实方面的知识和理论政策信息。
　　正因为有这些名师的指点，甚至在名师们的督导之下，文研班的同学用3年或4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地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美学著作，也结合实际阅读了马列主义文论方面的经典名著。据当时的教学要求和同学论文写作方面的需要，绝大部分同学都较认真地读了《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神曲》、《巨人传》、《堂·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集》、《浮士德》、《强盗》、拜伦、雪莱的诗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红与黑》、巴尔扎克小说集、肖伯纳戏剧集、安徒生童话、马克·吐温小说、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名著名篇。中国文学，从四书、五经、屈宋、司马、《文心雕龙》、《文赋》、《诗品》、李杜白居易、唐宋八大家、明清小说，直到王国维、柳亚子。中国当代文学戏剧作品，从鲁迅、茅盾，到郭、老、曹、田、夏、巴、……总之，古今中外，大家根据老师们讲课的提示，都认真涉猎过，这为文研班同学后来的教学研究或从事文艺实践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严师”之功不可没。更不应忘记严师之首周扬、何其芳同志。

　　四、实践：组织“马文兵”写作组，
　　以及编写文艺理论教材

　　周扬同志对于文研班的教学方针，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解决好“学与用”的关系。他的这个方针对我们文研班影响最大的，我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成立“马文兵”写作小组，撰写文章，参与文艺界的“战斗”；二是把文研班部分毕业同学留下来，编写高校文科教材。
　　首先说“马文兵”写作小组。周扬同志视察文研班之后，我们党支部便着手成立一个写作组，取了一个集体笔名叫“马文兵”（意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尖兵），开始落实周扬同志“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的指示。当时整个文艺理论战线比较薄弱，而在铁狮子胡同书斋里杀出来的这支力量，是文艺战线的一支生力军。这个“马文兵”不写一般的小文章，开局就抓大题目。我记得抓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人道主义问题”。当时以约稿方式向我们布置任务的是：《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光年同志是我们尊敬的文艺界的前辈，他不仅是位诗人，而且也是位理论家。他约我们（记得有郭拓、王春元和我等几位同志）到编辑部。他谈了当时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大背景，要我们抓住人道主义这个要害问题，对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他谈到要使文章有说服力，就须大量占有资料，劝我们对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理论和作品，都必须全面涉猎，认真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来分析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光年同志说，他所谈的有很多是周扬同志的看法。我们根据光年同志布置（约稿提示），由郭拓、王春元同志执笔，包括不少同学参加，撰写了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马文兵”的笔名在《文艺报》1960年第17、18期连载。当时一炮打响，人们都询问：马文兵是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周扬、张光年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文章对人道主义的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以及阶级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对从薄伽丘开始，到莎士比亚、伏尔泰、孟德斯鸠、狄更斯、雨果，直到托尔斯泰等人的人道主义观和他们刻画的人道主义形象进行了分析解剖，应该说，这篇文章从文风上看是说理的、有分析的。但从现在的观点来再评论，不难看出它存在着明显的时代的印记和某些“左”的观点。后来，我们用马文兵笔名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以及评论《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都带有这样的烙印。作为六十年代初“马文兵”的写作成员，我们现在大都在文艺评论的道路上走了三、四十年，或者在评论的领域有着各自的成果。但当时的这一段经历也有许多可以总结的教训。我之所以在这里谈这件事，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评论工作者，都接受过周扬同志的教诲，我们吸收了周扬同志许多理论成果，而周扬同志在理论上的时代局限，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的学生们身上。不管是成就和局限，我们都把这看成是周扬同志留给我们的财富。
　　第二，说说编写教材的事。周扬同志从1961年4月起，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周扬同志从1961年2月到1965年11月，召开了几十次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汇报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周扬同志对编写高校教材，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1961年4月，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讲话》，强调“高等学校文科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材、文化建设人材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强调“编写教材一定要根据总结本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包括文学遗产、哲学遗产、历史遗产”。周扬同志在1961年5月15日召开的教材编写大型座谈会上，又特别强调，“编写文科教材需要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要贯彻‘双百’方针”。周扬同志这些重要指示，对于我们当时编写高校文艺理论教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于“马文兵”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文艺理论界乃至思想文化战线产生了一定影响，周扬同志也十分关注这支力量的成长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据何洛同志当时讲：周扬同志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文研班可以继续办下去，使它真正成为培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队伍的基地；第二，第一期文研班的学员，特别是“马文兵”的主要成员可否再延长一年，留下来编一本“文艺理论教材”。根据周扬同志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与教育领导部门商定，文研班继续招生，改由新成立的人大语言文学系领导；第一期文研班大部分学员留下编文艺理论教材。
　　从I962年暑假开始，在周扬同志的指导下，以“马文兵”成员为主，成立了以郭拓同志为组长的“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周扬同志指示编写组，要力争编写出一部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摆脱我们一直沿用的苏联季莫菲耶夫和毕达可夫的“文学原理”教材模式。周扬同志为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队伍，为编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沤心沥血，耗费了很人的精力。但是由于当时文艺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之后，许多问题捉摸不定。因此，由周扬亲自指导的这本文艺理论教材，虽然编写了初稿和修改稿，但由于周扬同志本人身遭厄运，以及编写组成员各回自己的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这本书始终未能出版面世，也就不了了之。
　　文研班自开办以来办了三期，接着又办了进修班，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文艺理论骨干。后来许多省市文联、作协的负责同志、许多文艺研究院所的学术领头人和许多高等院校骨干教师，都进过文研班，有人戏称“文研班”是文艺理论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调侃说，“一开文艺理论会，到处碰到‘文研帮’”。不管是戏称或是调侃，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研班是一个队伍，一支力量。周扬、何其芳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缪俊杰，男，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