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时珍

　　一个机缘让我认识了一位与周扬有50年情缘的著名学者于光远。
　　回忆倒流。那是2005年元月27日，祥和欢乐的三周研究北京汇报会上，于老是穿着灰色毛衣外加深蓝色背心，坐在轮椅上，蛮精神。他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放着轮椅的扶手上，面对着镁光闪烁，快门扣响的镜头，带着深切怀念而激动地说：“周扬是老上级，他去世我很不平，我写过回忆周扬的文章……”于老讲的这一通大实话、大真话，是全凭着他银白色头发和长寿眉，才敢这样讲的。我佩服于老的胆量，更佩服于老的快人快语的直率精神。要是我的话，到嘴边话也会溜走，当然我只是在纸上说说而已，那是无法与于老相比的。
　　于老是坐着轮椅来参加三周研究北京汇报会的。在春意盈盈、充满阳光的休息室里，我看到轮椅上坐着的于老，满脸泻着历史、艰辛。轮椅上除坐着于老外，轮椅的靠背上挂着羽绒外衣，另还有两样东西：拐杖，布袋。拐杖是放在于老两腿中间，有时手握着。布袋是挂在轮椅左侧，不显眼，而里面装了信件、书报。可想而知，那是于老随手可及而又随时可翻看的东西。于老在休息室里除了与久违的和新识的朋友交谈、合影外，还向朋友赠送贺年信。贺年信是于老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打印件。于老对我们说：“90岁的确应该算是高龄了，从工作效率上来讲也许比不上从前，但我仍旧不服老，仍在顽强地工作着。从出书的情况来看，这一年中，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出版的书共有4本，包括《青少年于光远》、《于光远评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涉酒文字》、《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和《我忆邓小平》。还有几本书打算在明年出版，比如《我的编年故事》、《西部大开发之我见》、《生长老病死》等等，有些已经交到了出版社，有些还在编写之中。朋友们还打算在我明年90岁生日前，把我以前出版的所有的著作做成电子版。尽管腿脚不太方便，但我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多到外地走走看看。一方面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转换一下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调节一下自己。今年去了广东的广州、深圳、惠州、梅州、河源，湖南的长沙、浏阳，湖北的武汉，贵州的贵阳、安顺、都匀、平塘、凯里、黄平，江苏的无锡、常州、张家港、南京，江西的南昌、共青城，福建的福州以及天津、上海等地，共22个城市。每次出去看到一些新气象、新事物，受到感染，产生许多新想法，感到很兴奋。我每次出去都得到当地朋友们的热心接待和帮助，趁此机会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2004年，于老整理出版4本书，到过7个省23个城市。更使人钦佩的是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埋头在电脑前思考与写作。你要知道于老是90岁的高龄人了，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于老与周扬的交往有50年之久。我们从这个阿拉伯数字中不难看出于老与周扬不同于一般的关系。在休息室里，我抓住时机采访了于老，请他谈谈对周扬的印象。
　　于老介绍，他与周扬同事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延安大学，第二次是在中央宣传部，第三次是在中国社科院。
　　于老与周扬相识在1940年6月延安举行的新哲学年会上。那时的周扬是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提交了年会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之后，于老阅读了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
　　1944年，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全校师生都听的大课，大课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于光远讲自然发展史，张心如讲社会发展史，周扬讲第三个部分。经过三个月的大课，于光远对周扬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周扬操的湖南乡音，口才好，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生动、形象、深刻。
　　于光远与周扬还有一段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去东北解放区工作，组成一个行军大队。周扬是大队长，于光远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所谓直属中队就是周扬、张心如、何干之几家，此外加上自然科学院最低年级的10几个女孩子。于光远担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10来岁的两个孩子。当时于光远想，这肯怕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和他的夫人忍受艰苦，没有提出任何使于光远为难的要求。这段行军时间有20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于光远与周扬闲谈的时间不算少，这样增进了于光远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和对周扬进一步的了解。
　　到张家口后，于光远去北平筹办《解放》报。当时美国的费正清教授邀请周扬、老舍、曹禺去美国访问，周扬到北平办理出国护照，住在《解放》报社，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一座小楼里，于光远与周扬天天见面，一起吃饭，常常聊天，增加了相互了解。
　　周扬住在报社这一段时里发生了北京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军警宪特闯进《解放》报社搜捕。周扬那天在方壶斋9号门口对那些士兵和警察发表了演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于光远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5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回到了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
　　建国后，于光远成为周扬直接部下，这是他们第二次同事。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于光远是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回忆，从建国后到1966年周扬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作了三件较大的事。
　　第一件事：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规划编制工作由于光远负责，任务完成后，请周扬代表中宣部审阅后再报党中央审定。后来，在一个会议上，周扬指出，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性很强。周扬批评于光远编制规划思想引导方面注意不够。当时于光远从内心接受周扬的批评。1977年，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那时对他的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
　　第二件事：1964年，周扬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报告整理成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一分为二”这个提法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第三件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扬花大力气主持编写大学文科教材。这是一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点工程。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高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于光远做这项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这一功德无量的工作也成了周扬的一大罪状。
　　于光远与周扬第三次共事是1977年到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是副院长，周扬先是顾问后改任副院长。尽管变为了同级但于光远仍然尊敬自己的这位老领导。1979年社科院举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大会，于光远协助周扬筹备会议，周扬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报告，影响十分大。
　　于老说，我不是文艺界人士，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中的是是非非，与文艺界某些人士的恩恩怨怨，不甚了了。但我同周扬相识50年，自信对他是基本了解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写一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和周扬交往，我很佩服他的学识与水平，他是一个思想很开阔的人，他对文艺和社会科学有很大贡献。
　　于光远对我们说：三周当中有两位和我有很大关系。周扬是老上级。周谷城呢，我现在任的太平洋研究会的会长是他提出来的，我已经退掉了好多个研究会，周谷城从上海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我主持太平洋研究会，我不好推辞，就担任了太平洋研究会的会长。周立波呢，交往虽不多但我与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长孙周牧之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有一个建议，周扬诞辰一百周年只有两年了，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纪念活动。看是不是合适，请研究会的同志考虑。
　　面对着于老的满头银丝，他对老领导老朋友周扬的一片诚心，我深深感动。
　　飘动着的岁月，随着时间流逝。而我写下的这段文字，很难描述出于老与周扬半个世纪的情缘。然而，于老对周扬的一片赤诚之心以及他与未满两周岁的三周研究会的情谊也会让我常常记忆犹新。

　　作者简介：姚时珍，女，沅江市人，益阳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协会员，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