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
　　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夏衍、周扬等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相对降低。现在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这次周扬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
　　此前，分别担任“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
　　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当时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通报的。但一年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刚好宣传部长冯雪峰到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务抓住。冯雪峰奋力挣扎，侥幸脱险。此事发生后，组织上认为冯雪峰已暴露，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将他调往中央苏区工作。自从冯雪峰走后，左联与鲁迅的联系就中断了，而且时间已近一年。
　　周扬也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还容易产生误会。周扬找夏衍，告知阳翰笙的建议，并希望夏衍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时间。周扬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仅阳翰笙、周扬、夏衍三人。
　　夏衍知道，要见鲁迅惟一的地方是内山书店。次日，他只身来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没想到正巧这天鲁迅也来了，夏衍便向鲁迅转达了周扬的意思。
　　鲁迅表示同意，时间约在下个星期一下午，仍在内山书店见面。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住处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出乎夏衍意料的是，来的不是两人，而是三人。除了周扬、阳翰笙，还多了一个田汉。
　　晚年，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对这一意外情况叙述说：“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
　　夏衍的顾虑碍于田汉在场不便多说。他们一同上了出租车，来到内山书店。鲁迅已先在那里了。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口气有些冷淡。
　　夏衍心里不免嘀咕：事先没约好的地方不去，是否也意味着事先没约好的人不见呢？
　　好在内山先生适时地调节了气氛，他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刚好还有一些从日本带来的点心。”
　　这是一间典型的日本式会客室，他们坐下后，内山送来一些茶点。
　　关于这次汇报，夏衍是这样说的：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
　　可见，当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鲁迅的心情显得非常好。但就在周扬谈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冒失地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
　　“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
　　“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
　　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也不再多言。
　　所谓胡风的政治问题及穆木天的“转向”，情况是这样的。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刊登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进人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每月可有一百元的收入。胡风曾将这一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都同意胡风兼做那边的工作。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人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条捏造的新闻，即所谓穆木天、汪汉雯和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国民党的阴谋，故认为穆为“转向”者。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传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反映这件事，在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传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侍桁成为“第三种人”后，为鲁迅所鄙视。胡风与他曾有笔墨之争，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经此一说，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容身，不得不辞职。
　　对穆木天的传言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传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诬告，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人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本来对胡风的遭遇即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鲁迅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
　　当然，田汉也非为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警惕，为鲁迅的安全担心。但田汉的话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引起鲁迅极大的反感。
　　眼见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但基本上还算融洽。
　　但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和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这次见面，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以后影响深广的“四条汉子”的由来。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四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冀文艺阵线的领导者，造成如此深的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斗争经验，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转向抗日的联合，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也愈渐严重，加之个人性格上的一些原因，产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致周作人的信中就说过：“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气恐怕多少有点。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多情，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十七岁，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家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田汉有些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藤森虽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
　　“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反感。
　　鲁迅说完即起身告辞，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鲁迅对田汉的不满，因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而升级。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信，内容为谈“大众语”问题。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同期还刊有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的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邨人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他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邨人，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白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与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本属偶然，并无任何关系，根本谈不上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田汉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于是鲁迅便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视田汉此举为同一营垒中人所给予的“背后一刀”，因此对他则更加“憎恶和鄙视”。
　　田汉没想到他的文章引出了这么个结果。按照他原来的设计，他有意“冤枉”一下鲁迅，鲁迅即会向《社会月报》主编陈灵犀或擅自要发表此信的曹聚仁抗议，以达到打击杨邨人并停发其文的目的。田汉的这一初衷在其后他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但事与愿违，虽然《社会月报》因此停刊了杨邨人文章，但鲁迅的态度使田汉心殊不安。迫于压力，田汉在《致<戏>周刊编者信》中解释“绍伯”是他的一个表弟，是一个“纯洁而憨直的青年”，其文章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对于鲁迅先生从来是很敬爱的。”田汉又说：“‘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以后田汉又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
　　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以后鲁迅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鲁迅对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不满并不在田汉之下。
　　谈到鲁迅与周扬的这种关系，总不免要提及鲁迅的一篇著名文章，这就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32年9月，瞿秋白翻译苏联诗人别德讷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并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以后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仿秋白译诗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并在《文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诗的本意是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丢他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都觉得这种文风恶劣，应予纠正。当时《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鲁迅对周扬发表这样的作品不免有看法，于是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指出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的身上。”鲁迅特别提到“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这封信，周扬后来将其发表在《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上。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即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
　　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这就难怪鲁迅对周扬不满意了。由于周扬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表现出的对鲁迅不够尊重，以至于后来鲁迅常以“工头”、“元帅”来代称周扬。
　　鲁迅对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在当时左翼文坛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说过，鲁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对周扬的不满，并以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他的信为证。信中说：“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沉’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以后徐懋庸非常肯定地说：“鲁迅那句‘拿了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这里还与萧军有些关系。萧军刚从东北来上海时，带了一本《八月的乡村》书稿，写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鲁迅很看好萧军的这部作品，并为之作序，帮助出版，而且鲁迅还与萧军夫妇个人关系非常好。《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缺点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他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么？那是讲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别起劲，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以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以至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周扬更是对鲁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导致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深，而且始终未能消弭。
　　鲁迅对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的事情。甚至对夏衍所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约鲁迅谈话者为夏衍，鲁迅用“一位名人”替代，不无嘲讽之意。夏衍对自己成为“四条汉子”之一，特别是“文革”中“四条汉子”被“四人帮”利用作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怀。夏衍耿耿于怀的还有鲁迅谈及“四条汉子”时那段情节的“失实”。
　　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其后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作了辩解。夏衍称：“到过旧上海的人都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在四十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列为“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也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同等相视。称做“四条汉子”，是鲁迅的语言风格，是一种调侃，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文革”期间，“四人帮”以此为借口，无限上纲，实施政治迫害，这是鲁迅绝对想不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条汉子”已经成为一段耐人寻味、需细细解读的历史，成为一段有着苦涩记忆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