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扬

　　这是周扬同志的谈话记录，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我们访问了正在长沙市的周扬同志，请他谈周立波同志在上海和延安的一些情况。周扬同志对我们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当时在座的有周健明同志。
　　这个谈话记录，已经周扬同志审阅修改。

　　记录　胡光凡
　　史大浩
　　李华盛

　　我认识周立波，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叫周绍仪。我当时正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我有一位老同学叫林伯森，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堂兄弟林伯陶。（周健明：林伯陶是我父亲的表哥。）有一次，林伯陶同我谈起了周绍仪，他说：“周绍仪原是我教小学时的学生，人很聪明，正在长沙省立一中读书，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一九二六年暑假，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就去长沙找到了他。论年龄，我比他大不了一岁，但当时我是大学生，他是中学生，看样子显得比他大许多。他当时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但读书很用功。使我惊讶的是，他已经在看《资治通鉴》了，这不简单。我对他讲了许多，上下古今谈了一套。一九二七年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周绍仪回到了益阳家乡。一九二八年春天，他同我一起去了上海。我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这时已失掉了党的关系。立波到上海后，同我一起我住在闸北北四路，同住的还有刘宜生、林伯森、林岳松等益阳同学。周立波、刘宜生家里都没有钱，主要靠我家里寄些钱来维持生活。我们自己搞个火炉子烧饭炒菜。那时，我已经开始写点东西。林伯森在大夏大学没有毕业，我读到毕业了。林伯森是个好人，但他那时既已不再上学，又无职业，和我们一起过一种比较艰苦但又闲荡的生活。立波当时就努力自学，下工夫自学英语。（周健明：我父亲讲过，他那时曾跟周扬同志学英语。）是的。但主要是他自学。
　　一九二九年初，我为了找党的关系，去了日本，他们仍留上海，生活很苦，主要靠我家里寄点钱接济。我到日本后，找到了我在大学的同学，原来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但也当时也失掉了党的关系。在日本，我与周立波常通信，我向他鼓吹革命，鼓励他革命。当时在日本，可以看马列的书。我在日本也被捕过，关了一个月，大概是一九三○年夏，我回到了上海。我离开上海后，立波因自学很用功，考上了劳动大学。劳大是免费的，有了饭吃，还能念书，这很好嘛！但我回来时，他已经开除了。这使我对他很不满意：好不容易找到个免费读书的地方，又被开除了！当时是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他跟着别人到街上去示威，搞飞行集会，被学校开除的。我没有责怪他，但表示了不满，他不大高兴，他认为：“你老是鼓励我革命，我参加革命活动了，你又对我不满意。”但我的确没有责备他。他当时很单纯，就是要革命！他还没有入党，只不过跟着立三路线搞了一些活动。他看到我对他这种革命行动不太热情，感到很难过。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后来，通过赵铭彝介绍，他跟我一起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我们跟赵铭彝是在亭子间认识的。立波和我都不会演戏，参加剧联，主要是为了参加左联。
　　我从日本回上海后，开始了翻译和写作。立波也开始翻译作品。一九三一年，我们合作翻译了苏联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顾米列夫斯基的《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当时，我们不懂俄文，只懂英文，见到是苏联的作品就翻译。那时，美国尽翻一些苏联不大好的作品，《狗胡同》就是我们根据美国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这并不是一本好书，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好的东西。但后来还是被国民党查禁了。不久，他考进了神州国光社，当了校对。这也很好，又有职业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当时，我已重新入党，从剧联转到了左联。立波还没有来得及入党，又出问题了。他鼓动工人罢工，神州国光社告了他，他就被捕了。（周建明：父亲讲过，这次罢工是地下党领导的。他当时担任神州国光社印刷厂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工头破坏罢工，他和工头发生斗殴。他在马路上张贴传单时，工头便将他扭送到巡捕房。）那时，他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朋友，他们把一些进步书籍放在他的床底下，巡捕搜查时，又发现了这些书籍。神州国光社是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出版社，实际上并不革命。立波被捕后，地下党组织到处想办法营救他。我去找了律师潘震亚，他是当时的“红色律师”（解放后，曾担任过江西省的副省长）。我花了三、四十块银元请他出庭辩护。但立波仍被判了两年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判刑那一天，我在场，看了十分难过。后来，我去探过一次监。立波与吴亮平（即吴黎平）同志、曹荻秋同志关在一起。后来转移到了苏州反省院。为他的事，我还找过胡秋原，当时他是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我请他帮忙，保立波出来。但他不肯保，我对他很有意见。我在《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那首诗《汉奸的供状》，和这多少有些关系。这首诗是骂胡秋原的。他是学瞿秋白翻译的一首苏联诗人写的诗，没有学好，表现了一种极端粗暴的“左”的思想。鲁迅批评了这首诗是批评得对的。芸生原名叫邱九，是当时一位团中央的干部。不是瞿秋白。我同胡秋原只有一面之缘。这首诗发表后，胡秋原看了很不高兴。因为我是《文学月报》主编，他便也写了一首诗，大骂一通，本来已经登了目录，后来冯雪峰出来调解，做工作，又把它抽掉了。有这么一段插曲。
　　一九三四年，立波刑满出狱后，我介绍他参加了左联，不久又介绍他入党。立波是在左联入党的。当时我是左联党团书记，不久，又任文委书记。大概到了一九三五年，立波是左联党团成员，党团成员还有何家槐、戴平万等，这时由戴平万任党团书记。组织曾指派立波与艾思奇联系，后来他和我一起介绍艾思奇入党。立波在左联还和徐懋庸、王淑明一起编辑《每周文学》，可能还参加过《文学界》。
　　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第一篇文章，现在查清楚了，是我写的。后来立波也写了文章介绍。我们开始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全面的口号提出来的，只是感到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在中国也迫切需要这种文学。
　　立波曾写过一篇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给我看了。我建议他寄给鲁迅看。他寄去了，并写了一封信。鲁迅很快就回了他一封信。（周建明：这在《鲁迅日记》上有记载。但鲁迅先生的回信，我父亲没能保留下来。）
　　我同立波同志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一起离开上海准备到延安去的。同行的还有艾思奇等许多同志。在路上走了很久，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西安办事处，我到达延安已是“双十节”以后。立波没有同去延安。当时有个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要到前方去，需要一个翻译，组织决定要立波去了。
　　（周建明：我父亲告诉我，他后来由周恩来同志派往沅陵办《抗战日报》，后又转到桂林办《救亡日报》。一九三九年冬，同胡乔木、南汉宸同志一道去延安。）
　　立波同志到延安后，在鲁艺教“世界名著选读”，讲托尔斯泰、哥德……，是个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员。当时，鲁艺搞“关门提高”，但这个也不能完全否定，毕竟培养了一批人才，如贺敬之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