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斐

　　【摘　要】本文分析周扬在译介马列文论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艺观点，提出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重新论述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　探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实际也就是中国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探求、拓进和创新的过程。这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希望的探求之路。在这条非同寻常的路上不断地出现着一个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拓进者，他们以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智慧和才思、艰苦和坚韧、拼搏和奋斗，赢得了深为世人瞩目的理论创造和学术辉煌，为这一条路的每一程驿站都装点了亮丽的风景。以下评介的是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人——周扬。
　　周扬，不仅是一位有影响、有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近40年的风云变幻中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文艺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文艺战线主要领导者之一。所以，周扬的文学批评生涯所钤印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履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过程。周扬的文艺思想及其理论建树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轨迹，成为一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缩影。从周扬的文艺批评历程中，我们可以寻觅几十年来极富政治性的文艺争论的线索，寻找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诸多文艺论争中所形成的巨大影响的批评话语，窥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中国输入和渗透乃至逐渐发展壮大的曲折情形，以及周扬在热情宣传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对自己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
　　关于这一点，周扬的生活道路、政治历迹，文艺思想和理论建树本身，就是明证。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是最具昭示性的。 
　　周扬，生于1908年，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与周谷城、周立波被学术界称为“益阳三周”。自幼追求进步，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以及日本学习。从30年代开始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处于党的文化宣传领导岗位，先后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9年逝世。
　　周扬的这种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决定了他的文艺批评生涯的政治导向性和政策启迪性。他是文艺理论家。但他同时又是文艺政策的制订者、阐释者和执行者，他的批评话语往往也就是政策话语和权力话语。他与一般的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一位领导者，而他与一般的领导者的不同之处，又在于他始终是一位富于创造精神和探索勇气的理论家。作为领导者，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党的文艺事业的擘划和督建；作为理论家，他最早而且最系统地翻译介绍了俄国和苏联的文艺理论，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观察和评析中国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他提出并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从属论、形象论、典型论、本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论、文艺教育功能论和英雄人物论等美学思想，并以之融铸于党的文艺政策和权力意志之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繁荣，起了广泛的和巨大的作用。
　　周扬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实践及其在美学创新活动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以阐释和创新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从属论、形象论和本质论的文艺观点

　　从1929年到1935年，周扬主要从事翻译介绍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像著名的《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就都是周扬译介到中国来的。在译介这些论著的过程中，周扬非常注重在政治上对其的实践应用，注意强化宣传意识和宣传效果，积极应用这些理论考察和分析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为进步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指引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深刻影响中国文艺发展态势与履迹的从属论、形象论、本质论等文艺观点。所谓”从属论”，就是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和代表着政治的，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的功能，革命文艺必须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周扬说：“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差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地位”，“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扬十分欣赏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名言，即“一切的艺术是宣传”[1]。鲁迅曾为此而针对性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从属论”把文学的功能局限在宣传教育上，把文学批评的职责归结为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以“政治优位性”作为唯一的评判根据，将思想性——政治性评判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显然是对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违逆，同时也是对文艺自身所秉有的价值和功能的弱化。但是，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从属论”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因为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趋于白炽化的外部环境中，整个社会的焦点都集中在了革命政治上，政治成了民族利益和大众利益的最高代表和集中体现。在此情况下，文艺当然要从属于这样的政治了。比如，在大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在血火中飘摇，人民在虐杀中呻吟，民族在拼搏中图存，革命、抗战、奋斗，就是最大的政治，文艺有什么理由不从属于这样的政治呢？文艺也只有从属于这样的政治才能焕发出无穷的激情与活力，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对于“从属论”，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和历史的尺度去认识它和评判它，充分考虑它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意义，充分肯定文艺与政治的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所谓“形象论”，就是认为文艺是形象的艺术，是用形象作为具象话语的，文艺作品只有通过生动的典型化的形象塑造，才会具有审美特征和艺术感染力，才能被欣赏者接受并从中受到陶冶和感悟，也才能有效地表达思想、诉诸情韵、反映真理，所以，文艺创作必须以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作为其获得成功的契机。周扬说：“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2]他还说，“艺术性和形象性是差不多的意思，愈形象化，艺术性就愈高。”[3]
　　周扬强调指出形象性是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形象的典型意义和社会意义以及塑造艺术形象对于取得创作成功的决定性意义，这无疑是揭示了一个文艺创作的真谛，把一个文艺创作的普遍性规律用权力话语加以推广性实施，对促进文艺创作的美学化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对克服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叙述化倾向，更有着针对性的警示与指导。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扬显然忽视了艺术形象与科学图象的区别，忽视了作为形象的内涵和本质的作家的独特生活体验与情感因素对创作所起的不可排除的重要作用。
　　所谓“本质论”，即指文艺创作必须和必然要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要表现时代和人民的进步的要求和革命的趋向。列宁在论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曾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4]显然，周扬是认同并接受了列宁的这个观点的。周扬认为，文艺创作对于“本质”的体现和反映，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进步性和重大意义，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必须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对于革命作家来说，其创作就只能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的必然有关的题材”，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出生活中的“必然的本质的东西”[5]。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周扬要求创作主体在创作实践中一定要把现实和理想融为一个整体，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必须反映理想，反映革命发展的趋势和走向胜利的必然性，反映对现实发展的科学预见以及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述，周扬的本质论就是本质论——写真实——（现实十理想）+（革命+胜利）+（希望+未来）。
　　“从属论”是周扬前期文艺批评理论的主体性观点，“形象论”和“本质论”则是“从属论”的两翼，它们共同构成了周扬的理论基座，并以协同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亦称革命现实主义论，是周扬从苏联文艺理论中引输过来的，但却决不仅仅是引输。周扬在引输这一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长期做文艺领导工作的过程，不断地结合中国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极具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改造、充实、丰富和发展，不断地赋予这一理论以全新的时代精神和美学涵义，并使这一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和最广泛的核心理论之一，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化的一座重要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周扬以当时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秘书长吉尔波丁的一篇权威性、综述性文章作为材料来源，在比较客观、全面地介绍苏联当时批判“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可能性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倾向性与写真实的关系问题。
　　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写真实。但现实主义的写真实与自然主义的写真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前者在写真实中添加了典型化和理想性的涵义，而后者则主张为生活照像，对生活进行镜子式的被动反映。而周扬在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更多地强调的却不是写真实，而是倾向性。在倾向性中虽然也含有典型性和理想性的意蕴，但更重要的则是阶级性和富于时代烙印的政治涵义。他认为真实性和倾向性须臾不可分离，写真实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鲜明而强烈地体现和表现倾向性的过程，也就是站在什么么立场上为什么阶级、什么人说话的过程。作为革命的作家、人民的作家，当然要忠于生活，要写真实，但同时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说话。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典型理论问题。
　　周扬对典型论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是“典型=本质=革命胜利”。他认为，典型主要是指体现社会动向的历史趋势，反映“革命的胜利的本质”，以及在艺术描写和形象塑造过程中自觉地对“非本质的琐事”的艺术排除。他在运用黑格尔“这一个”美学概念揭示典型的个性和特殊性的同时，更多地则是强调对典型的社会性和思想性要求，强调典型获得美学成功和社会认同的奥秘，就在于其对“某一社会群众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予最具体真实的表现。”这说明，周扬在阐发典型理论时既有拓进，又有局限。他的拓进之处在于为典型理论平添了社会性、历史感和本质论的思想内容与美学内涵，而他的局限性则表现在对典型的生命之核质——个性的独特性和丰富多样性与作家的独特美学发现和审美选择的重视，是不够的。另外，过分强调在典型塑造过程中和典型本身实际上是某些阶级共性和某些性格特征的合二而一，也难免要使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机械唯物论之嫌。
　　第三个方面，是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
　　在阐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周扬强调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相统一。他说：“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就包含在这个生活的真实里面吗？”[6]他还说，“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还有一点感觉，就是对浪漫主义好像强调得不够。”[7]他以权力话语强调指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不仅“容许浪漫主义”，而且理所当然地“必须包含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构成部分。”[8]他进一步阐释道：“我们的文学就是要帮助人民如何摆脱旧习惯旧思想，引导人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任务。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正是反映了政治上的实际精神与革命精神，实践与预见。”[9]确乎，周扬是主张高尔基式的“积极的战斗性质”的浪漫主义的，是主张具有理想性和积极内容的浪漫主义的。他要求浪漫主义在创作中的出现必须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教育作用。他认为五四以来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群的新文学，其感伤主义气息太浓厚，也太纤弱、太压抑，革命文学家虽然有新的创作气象，可也未能从根本上脱去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情绪弱点，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失去更多的本来属于它的昂扬精神和宏丽景观。基于此，他热切希望作家在“对人生的积极面作深刻透视”的同时，尤应注意多发现“在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以增强作品的“英雄的气氛”和“壮烈的事实”，形成足以“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浪漫性，使浪漫主义在创作实践中开出鲜艳花朵。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塑造英雄形象问题。
　　在本来意义上，着力塑造英雄形象从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本质上从来就崇尚革命、追求光明、激励奋斗与景仰英雄。对于这一点，周扬是自觉的和明确的。他认为，革命虽然是艰苦的、流血的，但革命者却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光辉的未来。社会主义虽然是要从奋斗和开拓中取得的，但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和最有前途的事业，永远充满光明，永远需要英雄同时也培养英雄。为此，他在其塑造英雄人物的理论中融入了三个基本点，即：一、英雄形象不但最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而且也最能感化和教育读者，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二、英雄的成长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金，所以必须克服无冲突论，坚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形象。三、英雄形象必须要求写实，同时也需要夸张和集中，需要按照典型化原则加以强化，这就有赖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周扬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主义，伟业，对革命的不自私的献身精神，现实的梦想的实现——这一切正是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特点。”[10]他反对文学创作过多地渲染伤感和悲戚，反对灰色的调子和阴郁的色彩，反对消极情绪和沉重的压抑感，而主张乐观、明朗、积极、进取、昂扬与奋发。即使是对于革命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牺牲和受难，他也要求创作者“应当适当的避免。”[11]他说，“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12]周扬的英雄人物理论在其领导中国文艺事业实现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了有力的贯彻，成为一种政策导向，产生了重要后果和强烈效应，直到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作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时，更进一步完善和升华了他的英雄人物理论。周扬说：“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各种英雄事迹。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表现昂扬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创造精神，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各个战线上表现这样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如何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就是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呢？用阴暗的色调，灰色的语言，琐碎的自然主义的手法，难道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吗？都是决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和描绘我们的时代。文艺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正是人民生活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晶。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显然，这一段话，是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丰富与发展。周扬的英雄人物理论正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柢上产生和发展的，它们互相印证着，互相支持着，互相促进着。至于周扬为什么要特别崇尚描写英雄人物和塑造英雄形象?当然不光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方面的原因，还有现实生活的原因和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早在共和国建国之初周扬就明确提出写英雄人物的文艺主张，他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最后摆脱了过去生活的悲惨命运，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的生活。旧的、黑暗的、悲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我们的有些艺术作品却仍停留在对过去悲惨生活的单纯的痛苦的回忆，而没有足够地描写出人民今天新的愉快的生活的实际和明天更美好的生活的远景。艺术作品记录人民充满血泪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让历史的痛苦的回忆过分沉重地拖累我们。”[13]
　　应当说，这个回答是清醒的、理智的、充满科学性和历史感的，并因此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英雄人物理论是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脊骨与灵魂。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则又是周扬整个文艺理论体系的中枢光曜之所在。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完善、丰富与发展，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殊大的。 

　　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经过“文革”历史冰河期的周扬，由于精神的磨砺与洗礼，使他的理论思维豁然开朗，也使他对文学批评的思索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1979年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3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前者对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后者则着重论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周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终极真理，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周扬提出要重视认识论问题，并大胆起用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三个范畴，即感性、知性和理性，呼吁用这三个范畴代替长期以来理论界惯用的感性与理性两个范畴。周扬重新肯定了“异化”是辩证的概念，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有过详细论述，后来又把“异化”的思路贯彻到剩余价值学说中，周扬重提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入口。周扬说，马克思主义讲的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他认为必须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去理解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周扬充分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虽然他也力图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然而他更为强调的是两者的思想承续关系。周扬意识到几十年来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判是片面的，他坦诚地承认自己过去的“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含义的解说，为文学理论批评界探讨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并且争论不休的命题提供了大胆的思路和宽松的学术空间。应当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理论阐释，是周扬文艺思想在晚年所爆发出的一个亮点，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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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建构，始终同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浑然天成，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功在于斯，过也在于斯。当经过历史的沉淀和过滤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理论家的周扬毕竟与作为领导人的周扬是不同的。他的功，是他自己的创造性理论贡献所结出的硕果，而他的“过”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留下的不可避免的思想皱折。有一种观点认为，周扬的文艺思想始终笼罩着“左”的疏影，并因此而使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几经曲折与踟蹰。这种认识其实是不恰当的。列宁讲过，我们考察任何问题，都应当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周扬的文艺理论及其美学建树正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并因此而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特殊的和巨大的作用。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基座，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勇敢探求与有力拓进，特别是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理论和权力话语，周扬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建构所发射的光芒是永不泯灭的，周扬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贡献必将永载史册。我们应当意识到，像周扬这样一位一身兼为学者、理论家和共和国文化宣传高层领导人的现象的出现，是罕事，更是幸事。因为他不是站在门外指手划脚的什么也不不懂而偏要什么也发号施令的官吏，他有能力自觉地按照文艺法则和美学规律领导和指导文艺的发展，他尤其有能力以自己的理论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赢得文艺家们的信任和爱戴。事实正是这样。周扬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权威，更是他那个时代的文艺家们心中所崇拜的偶像。

　　参考资料

　　[1]　 周扬：《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1卷第67页。
　　[2]　 周扬：《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1卷第58页。
　　[3]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1卷第4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4]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5]　 周扬：《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1卷第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7]　 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页。
　　[8]　 周扬：《文艺思想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9]　 周扬：《文艺思想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270页。
　　[10]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11]　周扬：《在文艺界<长征>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12]　周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13]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作者简介：艾斐，研究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山西省社联党组书记。理论著作有《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等１２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