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牛顿

　　【摘　要】本文分析了周扬对文艺真实性的探讨，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宣扬，对解放区新秧歌、新创作的美学价值的肯定。总结了周扬对美学建设的贡献。
　　【关键词】周扬　美学建设　贡献

　　周扬，1908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走上理论战线。日本留学回国后，先是“摩登剧社”、“大道剧社”的成员，1931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左联”党团书记。那时，正值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刻。他译介了若干关于苏联文学界情况的书籍，如《新俄文学中的男女》[1]、《苏联的音乐》[2]等，他自己也深受俄国和苏联思想家们的影响。同30年代初许多青年理论工作者一样，周扬是在批判旧世界，批评旧美学，批评一切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错误理论的战斗中，逐步形成并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的。

对“美”与“真”的探讨

　　周扬刚一踏上哨位，就同所谓“第三种人”展开了美学思想的论战。他首先所遇到的美学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文学的真实性，如何分析“美”与“真”。苏汶认为，文学反映生活，即如镜子反映人形，“美的照出来是美，丑的照出来是丑，不掩饰丑，同时也不抹杀美”，“与赞助某一阶级的斗争毫无关系”。这里，关于美与真，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问题，即生活中美与真与艺术中美与真的关系？文艺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出美与真？研究思想史的同志一定会注意到，“五四”前后许多文艺家都曾论及过美与真。刘半农说作诗的本意是“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并提及要“在自然及社会现象中放些本领去探出一个‘真’字来”。茅盾说到，“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就不会美，不算善”[3]。郁达夫则讲，“我们要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介绍文学。”[4]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都把“真”视作是美的核心；“真”，既包括自然界的“真”，社会现象的“真’，以及人的思想的“真”，灵魂的“真”；但如何才能把握到“真”，他们没有能够作出科学的回答。到了3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日大的时候，对美与真问题的研讨，有了一个更高的思想水准。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反对社会科学中的阶级论；小资产阶级则往往容易倾心于一切超阶级的理论观念；于是，在美与真的问题上，就很自然地会出现以苏汶为代表的这种“镜子反映论”的见解。艺术中的美与真固然是生活中美与真的反映，但对生活中美与真认识方面的阶级分野，就决定了对艺术中的美与真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周扬批评苏汶的超阶级的观点，指出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不单是生物学的存在，而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作品的真实性的程度必然要受主体的历史的、阶级的条件的限制。当然，指陈对于美与真的认识的主观性，决不意味着否定美与真的客观性。恰恰相反，周扬正是在揭示“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客观的真实”与“阶级的主观”的极其复杂的辩证关系中，论证了“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说，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在现在，能够最真实地反映现实，把握住客观的真理性，就只有无产阶级。”[5]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以如此明确的理论语言，来科学地阐述美与真的关系，论证无产阶级在美的认识上的历史地位，这重要的功绩不能不归之于周扬。
　　沿着这条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周扬继续自己的理论探索。他更加坚定地表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真实性——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所不能缺少的前提。真实使文学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武器。”[6]“愈把客观现实的真实的本质完全地表现在形象里，那作品，在美学的意味上就愈美愈真。离开作品的真实性，我不知道可还有甚么永远的抽象的美的基准能做测量艺术作品的价值的尺度？”[7]周扬坚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各个阶级在美与真问题上的态度，既没有否定人类社会各个阶级都有认识美与真的可能性，同时更鲜明指出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回避现实，已经成为了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最大特色。而无产阶级由于它的主观与历史客观行程的一致性，故而决定了它最敢于面对现实，并且能够在艺术中体现出美与真的和谐统一。

为革命浪漫主义鼓吹

　　在“五四”以来创作方法的历史选择中，周扬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极其热烈的鼓吹者。
　　创作方法的选择，从来就是一种审美选择。新文艺运动发展到30年代初，现实主义已经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可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理论战线上，周扬是最早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家之一。在此之前，我国文坛接受苏联的影响，曾经有过“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宣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出，就是对这种创作中的机械论的否定。周扬介绍了苏联对“拉普”的批评与创作方法方面的理论进展。同时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美学特征：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
　　考察周扬全部的理论活动，他显然更加重视革命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浪漫主义，不仅是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而且，这种浪漫性在现实中生着根，具有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作用。
　　周扬高度评价、热情赞誉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他引介了苏联学者的观点，指出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不是对玄想世界的憧憬，而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对现实生活的奴隶状态的燃烧一般的抗议。他从高尔基的理论著述中获取了对于浪漫主义的明确透彻的认识，指出浪漫主义有消极的与积极的区分，我们所需要的则是，能够强化人的意志，唤起对于现实及其一切压抑的、强烈的反抗心的积极浪漫主义[8]。
　　周扬高度评价、热情赞誉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他总结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思潮，积极地肯定了创造社的进步文学活动，以为他们并没有逃避现实，离弃时代，一味地沉于空想，而正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不公的组织和因袭的一种抗议，对于丑恶的社会燃爆着憎恶，对于改革社会怀抱着无限的热情。当创造社同人对浪漫主义产生否定的认识，整个文坛对浪漫主义日趋冷漠，左翼人士将浪漫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进行批评之时，周扬在理论战线上高高地扬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充分肯定浪漫主义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提高我国现代文艺的审美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爆发后，周扬到达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主编《文艺战线》。新的生活基础更加有力地支撑了他的理论建树。周扬更加重视浪漫主义在建设新的人民文艺中的作用。1941年底，为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与创作生活25周年而写作的论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可以视作是革命党人关于浪漫主义所发布的一篇宣言。同年，他在纪念鲁迅诞生60周年所作的《精神界之战士》一文中，也提及了鲁迅早期对浪漫主义的偏爱，指出，“他初期的浪漫主义正燃烧了改革现实的热情，而他后来的现实主义也充满了对现实未来的眺望……”对现代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传统的重新肯定与热烈褒扬，意味着对未来革命浪漫主义发展的一种热切企待。
　　“他有如一个巨人，脚踏在喜马拉雅山，身披白云，沐着晨风，俯瞰着江河海洋，长城旷野，呼唤着年青的中国，先驱的俄罗斯，东方的各民族，呼唤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和它的开国者，呼唤着为民族解放的诗人战士。”周扬以这种诗一般的理论语言来赞美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本身就说明了这位革命理论家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气质，以及他对浪漫主义所怀抱的巨大热忱。对浪漫主义的呼唤，就是对热情与理想的呼唤，对美的呼唤。革命党人不应该拒绝与排斥浪漫主义。

“我们需要新的美学”

　　1937年抗战前夕，周扬以《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为题，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新的美学理论的历史任务。这是30年代中期，左翼文艺运动进行艺术美学的反思，西方各种流派的美学思想被译介，我国美学界呈现活跃态势的情况下，周扬分析了美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所提出来的一项富于建设的创议。他说：“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斗争是新的美学的基础。”这说明，周扬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在美学领域中所负有的重要的历史使命，并为之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从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一书的迻译。早在1937年春天，周扬就著文《艺术与人生》介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尽管这时他认识到，车氏的理论“并没有达到马、昂唯物辩证法的水准”(指马克思、恩格斯——作者)，可到延安以后，他还是全文迻译了《生活与美学》一书，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美学代表作介绍给中国读者。周扬不止一次地表白：“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唯物主义的美学》的文章，全面地评介了车氏革命家、思想家的生平著述与美学体系。他说：“伟大的人物值得伟大的赞美”，指出车氏“把美从天上拉到了地下”，“把美安放在广阔的生活基础上，揭去了美的神秘的帷幕”；“他堵塞了艺术走向非现实去的一切道路”，“使艺术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人热爱生活，并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生活与美学》一书的译介，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基本建设安放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第二，编就《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于1944年初版问世，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由于这本书是在解放区编选发行，比之30年代所印行的这一类书籍，有更广大的读者面，其影响直至解放初期。 
　　第三，写作了许多文艺论文，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写作的一些论文，集结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这本论文集，反映了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周扬的美学思想所带来的影响；说明了他既从历史的思想土壤中吸取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的养料，更从新时代现实斗争的土壤中吸取着工农大众美学的滋养。新生活是新美学生长的丰腴土壤。周扬对解放区的创作，新秧歌与赵树理等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作出了高度的美学评价。他以热情的理论语言，指出农民群众的“欣赏趣味并没有停留在旧的事物上面。他们的生活是在前进着的；他们渴望着在艺术上看到他们新的生活的反映，找到对于他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问题的解答”[9]。周扬以为，艺术家应该肯定群众的欣赏能力和艺术趣味，学习他们而后才能提高他们；应该向人民群众学习语音，学习民间艺术，要始终保持民间艺术“健康、明朗、有力的特色”，拒绝都市的小市民的庸俗作风的影响。
　　周扬在美学领域整个理论战线上的辛勤劳作，使他成为了解放区最为突出的美学理论家。贯穿在周扬著译中的美学思想，是对革命根据地新生活所蕴涵着的美的充分肯定。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原理的赞扬，显然寄托着他对新生活所作出的积极热情的审美评价。“美是生活”的原理在中国土地上取得了新的印证，获得了新的更为充实、更富于生命力的内涵。
　　但是，周扬并没有对美与生活作简单化的理解，也没有无视生活的缺漏。他指出，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要求着新的歌唱，然而日常工作、日常生活的艰苦，革命现实的散文方面，在人们的心灵上投射了暗淡的影子。他把现实生活分成“散文式”与“诗式”，这固然远非科学的解释，但确也属于一种充满了美学意味的精妙比喻。他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讲，“在生活的平凡中看出诗来，正是艺术家的本领”。周扬这一深湛的审美见解，闪烁出智慧的光芒，表现了这位年轻的理论家的美学思想的日臻成熟：他突进了生活的底蕴，参悟了人生的真谛，懂得了掘发生活美的诀窍。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周扬在长期的理论活动中，始终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博大胸怀与深远眼光，采撷容纳人类思想的智慧之果，表现出对全部文明史、一切美的创造的极其热烈的尊崇。但是，周扬的美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多年以来，他反复谈到了形象在艺术美学中的重要地位，批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反对塑造突变式的英雄：这些都无疑地是正确的。可他在一些文章中，又表现出，忽视了对文艺创作提出艺术性方面的要求，甚至以为在中国社会急遽猛烈发展的年代，不能“把创作典型的希望放得太近太高”[10]。到了抗战前夕，他对典型塑造的要求则更为忽视，责之为“美学主义的饶舌”[11]。他褒扬唯物主义的美学是对的，对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观念论的美学的历史地位也有所认识，但他对后者的发展前景与在未来美学中的作用，却缺乏应有的估计与预见。

　　作者简介：邓牛顿，男，湖南长沙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