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宪新

　　【摘　要】本文提出要正确认识周扬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研究中要准确把握他的定位与思想轨迹，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关系。
　　【关键词】周扬研究　意义　方法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在文艺界理论界尚不是研究的热点。作为周扬故里——益阳一个长期在党委工作的人，我对周扬研究一直是关注的。2004年、2005年我写了两篇论文，旨在总结周扬的历史贡献。本文想对研究周扬的意义与方法论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充分地正确地认识周扬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周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这是1989年7月3日周扬逝世后在《人民日报》刊发的《周扬同志生平》开头的几句话。
　　周扬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有成绩、有贡献也有失误。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后记里说：“他的贡献，不论是成绩还是失误，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正确评价周扬，将有助于正确总结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现实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问题。”这是讲得很中肯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看到，开展周扬研究，对于总结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推进理论创新；对于继承革命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关于周扬研究的成果，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摇荡的秋天——是是非非说周扬》（李辉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晚年周扬》（顾骧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周扬论》（支克坚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但是，相对于周扬半个世纪的文艺理论创造和实践工作，对周扬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很多方面留下了空白。周扬研究的价值尚未引起重视。
　　继鲁迅、瞿秋白之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重要理论家主要是冯雪峰、胡风与周扬。周扬的文艺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始终正面阐释革命文学的历史过程，二是主要致力于关于文艺发展的宏观思考。有位评论家说：“能写《现实主义试论》（1936年）的人，是很可能成为一个思维缜密的纯理论家的；能写《论<雷雨>和<日出>》（1937年）的人，也是很可能成为一个鉴赏力极高的批评家的；能写《巴西文学概观》（1931年）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文学史家；能写《我们需要新的美学》（1937年）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创见的美学家。”[1]但是周扬走的不是纯理论研究之路，他投身于革命文化运动，他的理论思维与创造和革命文化现实紧密相联，具体地影响革命文学运动的历史进程，充分地体现革命文学运动的历史特点。周扬的理论具有政策性、实践性的特点，但是周扬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他不是就事论事的实干家，而是对革命文艺运动从宏观上进行理论思维的理论家。因此研究周扬，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走过的道路，深入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思考建设先进文化的种种问题。研究周扬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演变，研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进程与成败得失。这应该是周扬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把周扬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
前提下研究他的理论体系与思想发展轨迹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周扬也必须运用这一方法，科学地把握周扬的定位、周扬的理论体系与思想发展轨迹与脉络。我认为，首先应把周扬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一基五论”即以“一切艺术是宣传”为基点的从属论、形象论、真实论、本质论、典型论。这一理论体系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理论框架、核心范畴都是来自于马列文论。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过程中，周扬作了大量启蒙性、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作出了独有的贡献。如1936年他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并致力于这一理论中国化。40年代，他在延安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60年代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编写工作；80年代的一系列关于思想解放问题的报告、文章，等等。
　　在对周扬作了科学的定位后再来研究他的思想轨迹。瞿秋白评论鲁迅的思想轨迹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也是许多革命文学家思想家共同的思想轨迹。但是，从周扬的思想轨迹中我们很难发现这种转变。分析周扬的思想轨迹，有两次明显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正如评论家说的，他从此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依归，以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明显的改变了上海时期那种以译介为主对马列文论概念简单舶入，对苏联文艺理论热点趋附的思维方式。第二次飞跃是1979年理论务虚会以后，周扬通过反思，文艺观开始发生变化，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一种新的文艺观的形成：以人为本的核心理论代替以政治为本（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核心理论。可惜历史条件与周扬自身身体条件不允许再深入研究下去。
　　把握周扬的思想轨迹与理论框架，我们才能准确地分析他的理论上的左倾错误与失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失误是不能全面正确的认识文艺的社会功能，过份地强调宣传功能，使文艺偏离其本位；对文艺功能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的错位；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定创作方法，导致文艺创作方法的单一性；在文化论战中的文化偏执如在创作对象与文艺功能问题上的文化偏执，等等。这种左倾失误根源在于：对马列经典作家文论理解的片面性与教条化（或者马列文论本身就有的“左”的成份），对苏联文艺政策与理论的照搬；战争文化传统在革命胜利后的延续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导因，对文艺界形势与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估计与定位，等等。
　　分析周扬的理论体系与思想发展轨迹，我们才能澄清一些片面说法。例如关于周扬没有理论，不是理论家，抹杀周扬理论的意义；关于周扬是一个二元人物，一方面是职业政治家、另一方面又是文人，没有认识到周扬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文艺理论家，在他身上两个方面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关于周扬新时期的反思是“有限反思”，低估或抹杀他晚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关于周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王蒙《周扬的目光》中涉及了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周扬思想矛盾的深刻性，认真分析，周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相距十万八千里。

三、实事求是地考察周扬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关系

　　周扬研究中有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他与毛泽东、鲁迅、冯雪峰、胡风、丁玲等同时代人的关系。我认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关系，首先要研究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不能局限于或纠缠于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近年来一些关于周与毛、鲁、冯、胡、丁六个人之间关系的文章过多的放在后一个方面。例如周扬对丁玲所谓历史问题的处理与态度[3]等。过多纠缠个人恩怨无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周扬与后五人的思想上理论观点上的同与异，分岐的渊源与关键点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例如周扬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依归，是毛文艺思想的宣传者捍卫者，但作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翻译者，在思想观点上周与毛也有某种差异，对文艺有某种不同认识与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就多次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展开，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手软。在批判胡适、俞平伯文艺思想中周都只得作检讨。周扬曾经在《<邓拓文集>序言》中曾谈到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与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是一件痛苦的事。周扬与鲁迅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对文艺理论的某些不同认识。例如周扬文艺理论以“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为基点，鲁迅则认为艺术还是艺术，强调艺术的本位。鲁迅与胡风在现实主义理论、文学典型理论等理论问题上的分岐更导致了他们的深刻矛盾。有人不适当的比喻周扬是中国的日丹若夫，胡风是中国的卢卡契。
　　其次，研究周与毛、鲁、冯、胡、丁这些历史人物相互关系要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要详尽的占有材料，从事实出发，不要想当然。周巍峙同志指出，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要放到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悲剧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历史造成的悲剧（见《周扬与冯雪峰》序言）。徐庆全同志撰写的《周扬与冯雪峰》、刘小清同志撰写的《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写得比较好，对历史背景分折较清楚。
　　再次，要研究周扬晚年的反思。周扬晚年在谈到与这些历史人物的关系时，有不少反思与检讨，应该说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周扬晚年时忏悔了，他没有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虽然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周扬没有，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4]
　　历史已经翻过了崭新的一页，我们今天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历史和包括周扬在内的历史人物，着眼点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当今现实、发展先进文化。

　　参考资料

　　[1]　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见《忆周扬》第645页
　　[2]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3] 《丁玲研究》2004年第一期
　　[4] 《读书》杂志2001年第4期《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作者叶凯

　　作者简介：周宪新，男，益阳市人，曾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社长、总编辑、地委副秘书长、地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现任市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