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亮

　　【摘　要】本文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两个方面，比较了周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异同，从一个方面详述了周扬文艺理论的重大意义和贡献。
　　【关键词】周扬　功利主义文艺观　选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周扬都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周扬说：“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主义常常连结在一起……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新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发扬”，这表明了周扬乃是一个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者——确切地说，他所坚持的是文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他还非常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他说：“要在具体政治思想，政策思想上去帮助他们”“帮助解答他们在工作中听遇到的问题”。周扬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深受车氏之影响。车氏非常重视文学的功利性和教育作用，但并不是对人们进行政治、政策教育，他说：“艺术有它的自己的目的，这目的就是……显现和表现，例如教训、净化、改善、谋利、名位追求之类”，他不仅认为文学应该对社会生活起显现和表现作用，甚至还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18世纪的德国，文学也会变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这样说过，“在五十年期间，文学运动决定了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发展……一切其他社会力量和事件在民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比起文学的影响应当看作是不足道的”。他还非常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为“文学对于普遍的幸福，是多么重要，现在可以完全清楚了，我们可以说，在传播教育的所有手段中，文学是最有力的。文学要尽可能奉行它的伟大的责任——成为人们在受教育道路上的指导者，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应当向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知识，发现他们身上思考的习惯，支持他们心中的对一切美的善的爱。”下面从文学的本质（内容）和功能两方面分析他们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异同之处。

一　再现生活文艺观和政治文艺观

　　周扬和车氏都反对那种单纯追求美、把美当作艺术的唯一内容的倾向。
　　车氏提出艺术家所关心的对象，不应当局限于美，而应当包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不仅在美学论文中申述了这个主张，而且在其他的著作中也不只一次地阐明这个观点。在《论亚里斯多德<诗学>》和《莱莘，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中，他赞扬了亚里斯多德和莱莘，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两位伟大的美学家曾经明确地把整个人生看作艺术，特别是文学的主要内容。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他强调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并不是由于人对美的抽象追求而产生的，而往往是在其他更强烈得多的追求的大力影响下产生的。脱离现实生活，单纯地追求美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他写道：“当对于美的追求通过抽象方式（使它和人的本性的其他要求分裂开来）变本加厉时，那么，甚至在艺术方面，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卓越的作品。历史上还没有专门以美的观念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假如现在有，或者过去有过这样一个作品，那么，同时代人不会给它什么注意的，而且它也要被历史所忘却，因为这太脆弱了——甚至在艺术方面也是太脆弱了。”为什么艺术不能单纯追求美？车氏又详细分析原因在于：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一回事。艺术的形式要求美，艺术的创作则应当尽可能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因此，形式的美是艺术作品的必要属性。艺术的内容则有所不同，它不局限于美，美仅是艺术的诸多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把艺术的内容局限于美，那就势必把许多东西，特别是把社会中的否定面排斥在艺术之外，从而缩小了艺术的领域，抹煞了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作用，降低了艺术的社会意义。而且，把美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往往会对艺术造成两个危害：危害之一是恋爱泛滥。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人生中最美的似乎就是美人和爱情，于是，不管适当不适当都写恋爱，恋爱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种老是描写恋爱的习惯，使得诗人忘记了生活还有更使一般人发生兴趣的其他的方面，一切的诗和它所描写的生活都带有一种感伤的、玫瑰色的调子，许多艺术作品不去严肃地描绘人生。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决不是一概要禁止诗人写恋爱。他强调说他丝毫没有意思要禁止诗人写恋爱。因为这是合理的，“就连‘无病呻吟’之作，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揭示一种无病呻吟的现实”。不过车氏又认为，美学应当要求诗人只在需要写恋爱的时候才写它。当问题实际上完全与恋爱无关，而在生活的其它方面的时候，为什么把恋爱摆在首要地位？比方说，在一部本来应该描写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生活或该民族的某些阶级的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恋爱为什么要居于首要地位？危害之二是矫揉造作。他指出，因为要求在艺术作品中，一切都应当表现为美，于是作家给我们描写了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从来没有人作过的那样深谋远虑的行动计划，因为美要求性格的完美，于是代替活生生的语言，人物的谈话是矫揉造作的。最后，车氏指出，这一切的结果是诗歌作品的单调，人物是一个类型，事件照一定的药方发展，从最初的几页，人就可以看出往后会发生什么，并且不但是会发生什么，甚至连怎样发生都可以看出来。车氏就是这样反复论证了艺术的范围不限于美的主张，反驳了认为美是艺术的唯一内容的观点。车氏明确指出，艺术的表现对象应当包括自然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个现实世界，但其中心对象则是人的生活，而且也是人的内心生活。这就是说艺术应当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人生。他认为只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莱莘明确地“认为艺术的真正内容，特别是诗，根本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生活。认为艺术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的生活的这份伟大光荣，就是属于他们的”。他进一步强调艺术的范围并不限于美和所谓美的因素，而是包括现实（自然和生活）中一切能使人——不是作为科学家而只是作为一个人——发生兴趣的事物，生活中普遍引人兴趣的事物就是艺术内容。可见，车氏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是主张文艺必须再现生活的。但是，他的“再现生活”又与“镜子”模仿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再现生活”的涵义并不是机械地，消极地模仿现实事物的表面特征，而是要深入生活的本质，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进步趋向，可惜这些观点没有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周扬也反对把美当作艺术的唯一内容，他说：“人只要承认艺术是复杂的人生社会的反映，对于把艺术活动拘囿在狭小的美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学，就不能不表示不满。”车氏和周扬都反对把美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那么，他们认为什么才是艺术的内容呢？周扬的观点是：“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我们不象没有内容的布尔乔亚作家一样专在形式上推敲，也不象形式主义者一样以形式为主眼，我们要在实际斗争的生活中创造许多新的形式。所以在这里，最要紧的是内容……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周扬强调的是革命斗争。《周扬文集》第一篇文章是1929年写的《辛克来的杰作<林莽>》，在这篇文章中，周扬明确表示他十分赞赏辛克来的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底是故意的宣传。”在1943年写的《中苏英美文化交流》中指出“辛克莱的‘一切艺术都是宣传’的名言，虽然朴素，却在艺术服从政治这一个正确意义上帮助我们建立了革命文学理论之初步基础”。可见周扬的文艺思想从上海到延安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在文学评论中所强调的主要不是文学是否具有艺术性，而是文学是否具有宣传鼓动的力量。周扬在《辛克来的杰作<林莽>》中所强调肯定的东西，正是他后来反复肯定的文学与革命、与群众的关系。当然，这一篇还只是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其思想也就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对于第三种人之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批判，就将其思想特点给完全显露了。在这场运动中，周扬发表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三篇文章。其中心问题是对文学政治性的肯定，我们可知他所建立的实际是一种政治文学的理想：“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广义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判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地位。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
　　可见，“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自身意义，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参与了政治运动，是否从属于政治斗争，在一定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作Agit-prop（宣传鼓动）的武器。但做了煽动家并不见得就不是文学家了，而且越是好的文学越有Agit-prop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从认识论出发，来证明文学与哲学，也即与政治的统一，源自它们的实践特性。他指出：否认文艺的积极的作用，就是对于认识与实践之统一的无知，因为认识就是包含社会实践的。他认为，文艺只要能够被看作是一种认识方式，也就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了。文学作为一种能动的对于客观现实的深刻认识，文学家作为一种参与现实斗争的战士，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成为“必须影响现实以促进革命的变革”的一种手段。因此，说到底，文学作为政治的一定的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法地统一了的”，你想打破这种统一，你就违背了实践精神与辩证法。
　　由以上可知，周扬认为文学的存在与否决定于它是否参与了政治运动。同样他认为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因为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里面，艺术现象的自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为一切的发展的根底和原动力，自然，阶级斗争也是文学的发展动力。文学的提高也离不开阶级，“苏汶先生假使真想：‘替文学留着一残存的生机’，他就应该明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文学才能毫无保留地蓬勃地生长”。这样，从文学的发展动力到文学生长提高，周扬认为都应以政治为内核，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题材是，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对于作家是，作家之所以成其伟大，并不在于他把全部社会现象都描写。而是在于他描写了积极的或进步的moment（重大的）题材，如果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则他就非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必要的有关的题材不可。这里，周扬从评价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准及伟大作家选择题材的标准出发，明白地指出要以政治为内核或核心。有时候，周扬甚至认为文学作品也像政治一样是用正确与否来衡量的，而不是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所以他认为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介绍表扬劳动诗人孙万福时，他说：“孙万福唱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战斗的政治的诗歌，你看他每一句都歌唱得多么正确”。就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二　文学代替论和文学武器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是把文学、美学与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如此。首先，他们都非常重视文艺的思想性。车氏认为“文学不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这是一种它的本性中所包含的使命——这是一种它即使想要摆脱也没有力量可以摆脱的使命……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周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的重要”，并且认为车氏的这种观点是关于艺术本质的最正确的见解。在1941年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中，周扬着重指出：“艺术，用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体现思想于形象。”虽然车氏和周扬都十分重视艺术内容的思想性，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同，而其“思想”内涵也有所不同。车氏属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时代，而20世纪的周扬已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代，19世纪的俄国是要解放农奴，而首要问题则是还农奴以人身自由，20世纪的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已不是农民的人身自由，而是三座大山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强国富民之梦。故车氏认为“文学所应当服务的思想是怎样的思想？……我们这时代的生活和光荣是由这两种彼此紧紧相连而又互相补充的追求构成的：人道精神和关于改善人类生活的关心。其余一切为我们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个别的追求，都以这两个基本要求为归依。”周扬在着重从文艺理论方面分析批判王实味的错误观点时总结道：对文艺的看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一种认为是表现一般人性的，这就是文艺与文艺批评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分水岭。由此可知，这种思想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由于车氏和周扬对文学应当服务的思想（对象）有如此大的差异，导致他们对文学功能的看法有极大的不同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车氏把艺术的主要作用概括为现实的“代替物”，他说“再现生活中引人兴趣的一切事物；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这几个作用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车氏认为：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人们欣赏艺术作品，就是透过艺术作品欣赏现实生活，“使那些没有机会直接欣赏现实中的美的人也能略窥门径，提示那些亲身领略过现实中的美而又喜欢回忆它的人，唤起并且加强他们对这种美的回忆”。从艺术再现的生活去欣赏和回忆现实美，这就是艺术作品“唯一的目的和作用”。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不是修饰现实，也不是粉饰现实，去掩盖或消除现实中的瑕疵，而是充作现实的“代替物”。他还认为再现生活与摹仿自然不同，它不仅是外表的仿造，而且是内容的传达。尽管由于他强调艺术美低于现实美，因而在“再现”说中有对正确的典型化和艺术想象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缺点。但是，他并不主张自然主义的模拟现实。他认为“照相式模拟”、“死板的模拟”是不足取的。他认为为了再现现实，就需要理解，需要辨别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特征的能力。这就把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艺术区别开来了。车氏认为原因就是因为在自然和生活中没有任何抽象地存在的东西，应该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这就又把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同抽象说教的公式化、概念化艺术区别开来了。应该说，车氏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的，在文艺学上是现实主义的。
　　可贵的是，车氏认为，仅仅把艺术看作现实的复制是不够的。他一再声明：这个说法还需要加以补充。于是，他又提出了关于艺术作用的第二、三两个命题，即说明生活和对生活现象下判断。他说：“艺术除了再现生活以外还有另外的作用，——那就是说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切艺术都做得到的：常常，人只消注意某种事物（那正是艺术常做的事），就能说明它的意义，或者使自己更好地理解生活。”又指出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从这里，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艺术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著名论断。他说：“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名不虚传的诗人的作品，……乃是‘生活的教科书’，而这本教科书，是人人所乐用的，甚至那些不知道或者绝不爱任何教科书的人们也乐用的。艺术应该以造福人类这种崇高而美好的功用自豪了。”这样，车氏就相当透彻地阐发了艺术的作用问题。
　　车氏关于艺术作用的三个命题是精彩的，这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认为艺术美只能低于现实美，艺术只能作为生活的代用品的形而上学观点。既然艺术的作用不仅是再现生活，而且还要说明生活和对生活现象下判断，那末，怎么能说艺术只是生活的代用品呢？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有时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提出反诘。他承认生活并不想对我们说明它的现象，也不关心怎样求得原理的过程，这是科学和艺术作品的事，并认为，在这一点上，现实中没有和艺术作品相当的东西。这岂不等于说艺术不仅不是生活的代用品，甚至它也不是生活所能代替得了的吗?但是，由于他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圈子，他竟然没有感觉到自己论证中的矛盾。周扬说：“假如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中多少带有消极的直观的性质，那末在他的最后结论上却克服了那种性质。”
　　周扬的文学功能观也与车氏一样，强调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联。他对文学功能的明确看法是：文学是斗争的武器。文学功能论是周扬的文学本质观的十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周扬在他的文章中所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同时，他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种文学功能的性质总在于文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在于文学与社会的诸种联系，有什么样的文学本质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功能观，二者中，文学本质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中，周扬认为“艺术，用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体现思想于形象”。而这种思想如前所述是非常确定的，即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对“文艺的看法”就以这种思想为准绳，分为正确和错误两种，非此即彼，文艺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功能观就是此岸的和正确的。反之，抹杀或轻视文学认识中“目的意识”“政治目的”，就是使文学和政治绝缘。这在周扬看来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个形态——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形态，而成为这三个形态之中心、之枢轴的是政治。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周扬认为，艺术创作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当前各种革命实践的结合。在大革命时期，周扬认为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的观念，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到了抗战时期，文学的任务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文艺要服从于政治，就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这个目的，在今天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延安文艺座谈后，他又认为艺术反映政治，对于解放区来说，就是具体地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各种革命政策改变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改变了人民的相互关系、生活地位、思想、感情、心理、习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要想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掌握这些政策。文艺从属于政治再也不如前面所讲的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要求，一种态度，而是政治将文艺非常具体地管起来。可见，随着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任务的不同，甚至地点的不同，文学的任务目的也随之而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学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文学功能观、目的观也就反映出周扬对文学与政治一致的看法，从而我们也看到，周扬的文学武器论，既受到车氏的影响，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黄金亮，男，湘潭大学文学硕士。（本文摘自作者硕士论文，由湘潭大学教授张铁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