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时珍

　　初春，我怀着喜悦的心来到北京万寿路一个大院，造访中共党史学会龚育之会长。
　　不知为什么，出发前，我总感到有一点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应沉下心来好好读几本龚老的书，或许找一些有关他的资料看一看，或许把采访提纲拟好。因为，我将面对的是一位理论专家，一位权威啊。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晴，微风。早春的北京没有丝丝绿，一眼望去，似乎还被冬裹着，茫茫一片。龚老寓所所在的那个大院有门卫把守着。我先在门卫处登记，由门卫与龚老家通电话后，才放行。我一边数着房子的栋号，一边看着整齐排列的房子，院内沉寂，干净。我站在龚老寓所的栅门外，欣慰地看了一下远处，就按响了门铃。
　　龚老住在二楼的一个单元里，我们三人进了客厅，刚坐下，保姆就端上热呼呼的茶。客厅不大，文化味浓，一幅由于立群题写的书法作品“东风”二字用镜框镶着，占据了客厅的正墙。刚劲有力，笔力遒美，墨浓笔粗魏碑体字，让龚老家的客厅有一种非凡的文气。对于这幅书法作品，我没有多问龚老，心里琢磨，龚老肯定喜欢这幅书法作品，不然的话，怎么挂在显眼之处？
　　书房与客厅是相联的，没有任何遮掩的屏障，进客厅就可直观到书房。书房比客厅大，书柜挨着两边的墙立着，书就立在书柜里，满满的挤着。这书房就像司马用兵场，书籍就像列队整齐、整装待命的士兵，随时听从他上司的调遣。龚老的书房真可谓具有大学者风范。龚老是一位爱书的人、读书人。我在龚老写的《党史札记二集》中就看到这样一个细节：“１９４９年２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八百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这短短的几笔，不到１００个字的文字，清楚地概括了龚老从青年时期起对书就有一种特殊的爱好，爱书如命。那时，他２０岁还没有出头啊。
　　书房里摆着的几盆我叫不出名的鲜花，很有一股生气，新春佳节的欢乐祥和气氛仍在龚老家里延续着。
　　这是我与龚老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三周研究北京汇报会上，那时，人多事也多，没有来得及聊，只与龚老合了一张影。
　　我们略微寒暄后，就直奔主题——请龚老谈谈对周扬的印象。
　　龚老告诉我们：１９９７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几番风雨忆周扬》，从他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同周扬逐渐有了较多的接触写起，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不溢美也不饰非，想留给后人一点史料。
　　龚育之第一次见到周扬，还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远看到周扬在讲台上。周扬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还略带益阳口音，这只因龚育之是个湖南人才能听得出。１９５２年，他分配到周扬任副部长的中宣部，在科学卫生处工作，同周扬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只能从周扬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周扬。那时的龚育之，对于周扬的文章和报告很注意，因为周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这是年轻的龚育之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后来龚育之参与《科学十四条》和《文艺八条》的修改，同周扬的接触渐多。１９６３年，龚育之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帮周扬起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篇文章后来经过了毛泽东修改，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发表，是当时一篇重要的报告。
　　１９７６年后，龚育之作为一位在理论界活跃的人士，深感周扬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３年，周扬因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观点，引起理论界的争论和一些人严厉的批评。不久就一病卧床，逐渐成为植物人。１９８８年５月，龚育之给当时一位领导上书，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９月，龚育之再次上书，说：“今天参加中国科协三十周年纪念会，钱学森报告讲到科协三大换届时授予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三人名誉主席，授予王淦昌等十六人荣誉委员。建议这次文联换届时也这样做。并对周扬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龚育之重申：“我觉得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话，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文化部部长王蒙，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周扬，代表中央对周扬表示了一种关怀和尊敬。但对周扬的很高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一直到追悼会上才发出。
　　龚育之对周扬文集的编辑十分关心。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周扬在世时，他就对周扬提出编文集要保留文章历史原貌，另加附记的编辑方针表示赞同。听说有不同的编辑设想，他力主周扬几篇影响很大但历史证明有错误的文章，还是应该收入文集并且加上说明现在认识的附记，得到周扬同意。１９８９年周扬逝世不久，龚育之就准备写一篇《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了解到后来的编辑方针有了变化，文章就搁笔了。龚育之还关心过《周扬集外集》的编辑，希望弥补文集失收某些重要文章的缺陷。在今年１月２７日三周研究北京汇报会上，龚老在讲话中提出，过两年周扬诞生一百周年，对这样一个人物，应该纪念一下，纪念工作包括很多方面，《周扬集外集》能不能印出来，《周扬文集》是否再印一印，百年纪念时希望把这两件事做好。
　　我问龚老，您与周扬共事过程中，记忆最深的事是哪件？我从龚老的眼中看到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变化。龚老沉思片刻，把两段印象深刻的在医院的场景告诉了我们。
　　一段是１９６６年初，龚育之去医院看望准备动癌症手术的周扬。为了不烦扰周扬，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龚育之看得出来，周扬当时的心情不轻松。
　　周扬说：肺上这个癌症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龚育之尽量说些医生对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现在如何有把握之类的话。
　　周扬点点头。隔一会儿，周扬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一刹那间，龚育之没明白“两个癌症”的含义。
　　周扬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龚育之深深地吃惊了。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批“三十年代”正呼之欲出。但是，在龚育之的观念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多少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
　　然而，此时的周扬已预感到“三十年代”会成为威胁他自己政治生命的癌症，一个是用千张嘴也说不清的政治癌症！
　　另一个医院场景：八十年代后期，周扬病情转重，龚育之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扬只能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话也不能说了。龚育之握着周扬的手，看着周扬的眼睛，能感到周扬有认识他的感情表露，眼角有时还流出一点泪水。
　　我问到周扬杰出的贡献是什么时，龚老把靠在沙发背上的身子挺直，略思索了一下，认真地说：周扬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和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回过头来看，各个时期的周扬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谁能没有失误呢？无论是贡献，还是失误，周扬的影响都深深地刻印在中国文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归根到底，瑕不掩瑜。
　　当谈到２００８年是周扬诞生一百周年，家乡想开展一些纪念活动时，龚老极力赞成，希望早作准备。我请龚老对我们研究周扬提出看法、建议和要求。龚老深情地说，研究周扬，我们都不能过分纠缠在那些历史恩怨上，琐碎家事上，要看大局，要研究深刻影响于中国文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东西。
　　我们希望龚老为《三周研究》赐稿。龚老说，目前还没有什么要写，你们可以刊发《周扬集外集·序》一文。
　　至于题词，龚老很谦虚，表示自己不擅长书法，这也是他积极“换笔”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想到，７５岁高龄的龚老，竟“换笔”有１０年了，早已由“提笔”改为“敲键”。稿子在电脑上敲打，增、删、改在他手中游刃有余，像捏面团一样方便。自然，网络也成了他老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次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信箱中有没有“Ｅ－ｍａｉｌ”，有事就发“Ｅ－ｍａｉｌ”，“Ｅ－ｍａｉｌ”缩短了他与朋友、同志、亲属之间的距离，相对来说，也延长了他的创作生涯。
　　在我们的恳求下，龚老默了一下神，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粗硬笔，在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上，为我们题写了“研究三周，继承和发展三周文化”的题词，不难看出龚老的字刚柔并济，题词中透出龚老期望三周研究会健康成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谈到龚老的家世和经历时，龚老说，我们是老乡。他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生在湘潭，先在湘潭双塘巷小学读书，后转到宁乡花明楼靳江小学、自得小学、靳江中学读书。自得小学办在宁乡周氏宗祠。这是一所大屋，称为“宁乡大屋石家湾，三排九栋一百间。”花明楼靳江中学就是现在的宁乡四中。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龚部长两次回湖南，还到了宁乡花明楼。龚老说，１９８８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回到阔别４０年的家乡，还专程到益阳市、益阳县、沅江市走了一走。
　　从龚育之的个人资料来看，不难发现有两点与两位伟人联系在一起：他的出生月日与毛泽东相同，出生地的县份相同；他的父亲龚饮冰是邓小平的亲密战友。而龚育之自己后半辈子大部分精力在研究这两位世纪伟人的生平与思想，这是龚育之万万没有料到的。这是巧合，还是一种机缘？
　　作为理论家、党史家的龚育之数十年笔耕不辍，出版了《龚育之文存》三卷，百数十万字，这是他成长道路和人生追求轨迹的折射。三卷文存出版后，又陆续出了《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党史札记”专栏还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陆续连载。我读他的党史札记，感到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旁征博引，以翔实的史料说明一个问题的功力；对一些党史细节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的文风，使读者爱不释手。龚育之现在已从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２００３年起也不再做了。但还保留了一串学术研究方面的头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哲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龚育之的父亲龚饮冰和他的夫人孙小礼。
　　在采访前，我只知道龚育之是中国理论界的权威，并不知道龚育之出身于红色家庭背景。他父亲龚饮冰１８９６年出生于湖南长沙，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人员，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秘密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龚饮冰在湖南的公开身份为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曾与谢觉哉等在湖南办过《湖南民报》，一度任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秘书。１９２７年马日长沙事变，龚饮冰劫后余生，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２０余年。上海解放，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初，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党外人士黄炎培），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毛泽东知道龚饮冰在地下工作中曾当过居士的有关情况，建国后就笑称龚饮冰为“和尚部长”。
　　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是龚育之清华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位读书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不但生活上是伴侣，学术研究上更是一对帮手。孙小礼著有《数学·科学·哲学》、《文理交融》等文集和专著。龚育之的《科学·哲学· 社会》与孙小礼那本书名类似的书，同属于“交叉科学文库”。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就是孙小礼主编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不久，将出新编增订本。这不难看出他们真是一对学术上的黄金搭档，珠联璧合。
　　出生在湘潭的龚育之，不像是南方人，个高，少说也有一米七五以上，天庭饱满，花额子生得高，用老人的话说，天生是一块读书的料。他穿得随便，上身着一件豆色的毛衣，下身穿一条深黑色的裤子，只是起坐有点困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龚老和蔼可亲、宽容正直、博学多才，让我从心底里生发出由衷的敬仰。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龚老赠送杂志和用“Ｅ－ｍａｉｌ”传递材料给我，成文后，龚老认真地在电脑上用红墨水的功能修改审定文稿，尤为感到亲切。让我感到遗憾，无法得到他亲自审定的“手稿”。不过，存贮在电脑中的修改稿，永远珍藏于我心底。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

　　作者简介：姚时珍，女，沅江市人，益阳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协会员，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