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两卷本的《周扬集外集》已经编成，编者要我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据说，此书编辑的缘起，还与我的一番议论有关。这就使我不能推脱了。
　　的确，一九九七年我写过一篇《几番风雨忆周扬》，其中对《周扬文集》的编辑，表示过一点遗憾。
　　我说到一九八九年周扬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报刊上似乎没有见到一篇悼念的文字。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写。我写下了一个题目：《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并写下了几行文字：
　　“周扬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们记念他，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编好《周扬文集》，让后人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参与的我们党在文化和思想战线上几十年战斗的历程。”
　　这当然是一个辉煌的、胜利的历程，这又是一个曲折的、在不断地犯错误和克服错误中艰难地行进的历程。在编辑像周扬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文集的时候，怎样反映这曲折的历程，自然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情。
　　这篇开了头的记念文章，没有能够写下去。也是有当时难以下笔之处。这难处，就是我发现，有些重要的、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却被历史证明是有重大错误的文章，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收入《周扬文集》。
　　我提到文集未收的三篇文章。
　　一篇是一九五八年的那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大概是周扬五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历史已经证明，一九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派的意义，并不像《大辩论》所论断和预期的那样。一九八一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包括文艺界的这场大辩论，做出了同过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党为在这场大辩论中遭受不实批判和后来遭到很多苦难的同志们，作了改正。周扬自己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不实批判和严重折磨之后，也改变了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并且多次向被他错误地批判和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他还多次申明，作为处在那样地位的领导人，他不能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我认为，那段事变和那篇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
　　我回忆起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我向他说，我很赞成他这个方针，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不久，《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了，出版说明中的确向读者公告：“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
　　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了），我又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
　　对这些同志的这个意见，我也能理解。他们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
　　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我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一九八九年我提笔写《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原打算把这两次看望周扬时有关编他的文集的谈话记下来。一打听，却得知文集的后几卷已经决定不收入《大辩论》这样的文章了。这就是我那篇记念文章没能写下去遇到的难处。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我说：
　　“现在，作为一个无关人士的议论，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一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大辩论》以外，我还提到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篇批判苏联的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我说：
　　“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入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我提到的第三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扬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文没有前面那两篇影响大，我没有对它未收入文集表示遗憾，只是指出：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已经对建国以来文艺界五次“大辩论”，有了同过去的看法（包括周扬这篇文章中的看法）不很相同的结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扬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中。
　　我还提到《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文章比较完全。一九八三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也收录在内，没有因为曾经引起批评、发生争议而不收。这正是我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发表以后，我见到了参加过《周扬文集》编辑工作的郝怀明同志，他印证了我关于周扬自己一再坚持原样收入《大辩论》并另写附记的回忆。不收这篇文章的意见不是来自周扬。只是后来有关方面不主张收入这些文章的意见很强烈，周扬不便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只好向编辑组的两位同志说：“你们编辑组是领导上定的，就由你们决定吧。”
　　此时，周扬健康情况恶化，已经难以写出对过去这几篇文字的有深度的附记。这恐怕也是他不再坚持原来意见的原因。并不是他没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错误，更不是他想掩盖过去的错误，想“捏没”过去的错误，如一些朋友所误解、所猜测的那样（这“捏没”两字，就是有这样的误解的一位朋友所用的生僻字眼）。实在是力不从心，天不从愿，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按他原来设想并坚持的那样，为把这些文章编入文集而新写一些重新认识的重要文字了。很快，衰弱的周扬进入植物人状态。对于处在这样状态的周扬，人们还能要求他什么、责备他什么呢？
　　郝怀明同志倒是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辩论》等文章还是以收入文集为好。这便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是不是把文集失收的这几篇文章，另外编成一本书，印出来，以弥补文集的不足？
　　这个设想，又使我犹豫。补印这些文章，固然可以弥补文集失收的遗憾，但把这样几篇文章单独印出来，不是显得有些突兀吗？何况这些文章并不难找，不但从当时的报刊上可以找到，就是从各种汇集党史文献资料的书籍中也都可以找到，而周扬未能就这些文章写出自己的重新认识，这哪里是可以弥补的遗憾呢？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现在忽然有这样一部《周扬集外集》的清样，摆在了我的面前。不只是少数失收而使文集显得不完整的几篇，而是整整两大本。这就不显得突兀了。但又引起我另一个方面的犹豫：文集要不要编这么大，选这么多？
　　鲁迅编三十年集，是编了一本《集外集》的。后人又编了一本《集外集拾遗》，一本《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编的几版《鲁迅全集》，还在搜集佚文，一次一次往里面补充。这是一种编辑方针。
　　另外一种编辑方针，就是精选的方针。我知道，毛泽东是不主张编他的全集的，只主张编好他的选集。他说，写那么多文章，讲那么多话，哪能篇篇都重要？
　　在我看来，编一位著作家的文集，要把这位著作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章都收进来，不要也不必回避那些发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政治上理论上有失误的文章。我说过：“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至于那些不大重要的、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的文章，是不是要收那么多，那么全，倒是并不一定的。
　　现在，对于上述几点犹豫，我又想了一下。周扬未能自己写出重新认识的附记，这个遗憾固然不可弥补。但是，第一，党中央对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是非，已经做出历史决议，有了新的结论，周扬参与了历史决议的讨论和通过，这些结论当然是他所同意的。第二，党中央有关部门对反胡风的斗争和胡风的历史、胡风的文艺思想，对反丁玲、反冯雪峰的斗争和他们的历史，对反王实味的斗争和他的历史，都已分别并且分多次重新做出了结论，这些当然也是周扬所同意或者会同意的（说会同意，是因为其中一些结论的做出是在周扬成为植物人和逝世以后，他已不能表达他的同意了，但从他后期思想发展的脉络看，他是会同意中央的这些意见的）。第三，周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许多文章和谈话中，也对与他有关的这些历史有了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收入《周扬文集》或补充在《周扬集外集》中了，虽然他的重新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说过一些仍有错误的、反映了拨乱反正的艰难曲折的话，正如党中央有关部门的重新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一样。第四，周扬在批人道主义（这贯串于《大辩论》、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和异化问题上，是认真进行了重新认识，并展开地表达了他的重新认识的，其份量远比写一个附记要重得多。对这个重新认识，的确又引起了争议，说明重新认识未有穷期，但对周扬自己来说，他是已经认真作了一番重新认识的。有此四点，周扬未能写出重新认识的附记的遗憾，应该说是可以弥补一部分了。
　　至于精选还是多选，这本是两可的选择。集外集中除了补收文集中失收的最重要文章之外，还收集了不少从回顾历史的角度值得一读的文章，其中许多是现在不易收集的。为文艺界思想界研究周扬，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原始资料，应该认为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周扬集外集》是相对于《周扬文集》而言的，是为弥补《周扬文集》的缺失而编的，理应同《周扬文集》配在一起来阅读和研究。《周扬文集》特别是它的后几集印数过少，是不是可以在出《周扬集外集》的时候，把《周扬文集》也重印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