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新

　　【摘  要】周扬文艺理论活动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以“一基五论”为理论框架与核心范畴；后期即新时期对我国文艺理论在五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周扬  文艺观  评述

　　周扬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有着独特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认真地阅读五卷本《周扬文集》和两卷本《周扬新时期文稿》，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这要从社会历史背景、周扬本人经历及知识背景、思维方式与思维框架、理论价值立场、核心理论范畴等方面来分析。
　　作为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作为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一，周扬的主要功夫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上。他的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本身就是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可以说，周扬的文艺理论生涯是一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缩影。从中不仅可以考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半个多世纪里我国文艺论战的线索，考察党的文艺政策的演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了解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艰苦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属于周扬自己的理论探索与理论发现。

一

　　纵观周扬的文艺生涯，我认为大体应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分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２９年末步入文坛，担任左联领导到１９３７年离开上海；第二阶段是１９３７年９月赴延安到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前，这两个阶段可称为周扬文艺理论活动的前期。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可称为其后期。
　　第一阶段，简称上海时期，周扬“在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向我国文艺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在１９３３年，将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见《周扬同志生平》）这一阶段，即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周扬投身于左翼革命文艺运动，迫切地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周扬在上海时期的文学理论活动主要是译介马列文论。他的理论概念都是从马列文论和苏联文艺理论中舶入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比较肤浅，缺乏系统探讨。从１９２９年发表《辛克来的杰作：〈林莽〉》至１９３６年发表《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共发表２３篇论文、评论。其中译介性文章有１３篇。周扬自己常常提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尽管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引入中国，但实际上也是一篇译介性文章，并没有周扬自己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发现。这一阶段中，真正有一定的理论份量的论文是《现实主义试论》（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文学》第六章第一号）。这篇文章带有综合性，反映了属于周扬自己的理论思考。在３０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周扬面临着与国民党文人、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的论战，急于舶入马列文论概念。当年的左翼文学工作者都向往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着重于政治实用，注重文学的政治煽动功能、宣传功能，无心也无力来作专门的理论研究。然而，尽管是以译介性为主，但译介也是一种理论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看，有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１９３７年９月，周扬到延安，一直到１９６６年，周扬担任文艺界的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党的文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阐释上。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延安解放区和１９４９年后的新中国没有了上海时期的白色恐怖的压力；加上领导文艺工作的需要，周扬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理论探讨和理论思考。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６年延安时期这种理论探讨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关系》。他在发表于１９３７年《希望》创刊号的《艺术与人生》和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６日《解放日报》的《关于东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两文中，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作了自己的一些理论思考。他推崇１９世纪俄国启蒙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艺术为人生的美学思想，提出“人生高于艺术，艺术家的任务是不粉饰、不歪曲，如实地描写人生”。他中肯地分析了“美是生活”这一命题，指出，承认美是生活，艺术只有在对生活的忠实反映中才能获取美。其二，较为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改变了上海时期对苏联文艺理论热点的趋附，对马列文论概念舶入的作法。其理论探索开始由幼稚走向成熟。１９４０年，周扬编辑了曹葆华等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并为该书写了后记。１９４４年，周扬编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辑了马、恩、列、斯、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并为之写了一篇后记。在后记中系统地论述了什么叫大众化、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三个问题。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正如顾骧同志所说的，“他以《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依归。”其三，总结延安文艺和抗战时期的文学的经验，写了《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民族解放运动来看新文学的发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等论文。其四，进行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如对鲁迅、郭沫若、曹禺、赵树理创作精神与具体作品的研究，写下了《论〈雷雨〉和〈日出〉》（１９３７年）、《论赵树理的创作》（１９４６年）等著名评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１７年，周扬作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者，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写的评论文章很少，大多是讲话、报告，主要任务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行理论阐释，同时进行了文艺界的几次大辩论和大批判。１７年中，应该说“左”的东西占了主导地位，专门的理论研究不是很多。１７年中的周扬，作为政治家与理论家、作为文艺界领导者与文艺方面的专家，被有的文学史论者称为“摇荡的秋千”，被姚文元咒为“反革命两面派”。１７年中，周扬在文艺理论探讨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界反“左”的问题，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庸俗化简单化。在这前后写的《论艺术创作规律》、《答文汇报记者问》、《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等对“左”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见《周扬文稿》第二卷第３３６、４７２、４８３、４９３页）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他主持制定文艺十条；同时领导和主持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

　　二

　　在周扬理论活动的前期，属于他自己的文艺理论探索，是否形成一个体系？如果形成了如何概括？文艺理论界至今似乎没有取得共识，更没有准确的概括。笔者认为，综合起来分析，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６６年，周扬文艺观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范畴可以概括为“一基五论”，即以“一切艺术是宣传”为基本点的从属论、形象论、真实论、本质论、典型论。周扬的第一篇评论是发表于１９２９年的《辛克来的杰作：＜林莽＞》。在这篇评论中，周扬十分推崇美国左翼作家辛克来的一个论点：“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的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底是故意的宣传。”（见《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１页）在周扬后来的文艺理论的论述中，一直是把文艺的宣传作用强调到突出的地位的。他认为，宣传功能体现了“艺术的伟大意义”，作家艺术家要“跨出了纯艺术的境界”，去作一个旗帜鲜明的“在群众中往回，而大声疾呼”的宣传家。１９４３年，周扬在《中苏英美文化交流》（《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４３０页）一文中赞扬“一切艺术是宣传”这句名言“虽然朴素，却在艺术服从政治这个正确意义上帮助我们建立了革命文学理论之初步基础”。这就构成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点。当然，周扬文集中可以看出，这个基本点有时明确一些，有时隐晦一些，但在其前期始终是一个基本点。抓住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逐层分析他的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把握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宣传教育功能无疑是文艺的重要功能，强调这一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左联时期革命作家理论家的共识，只是有的比较明确，有的不太明确而已。但是，宣传功能并不是文艺的全部功能。把文艺功能局限于宣传上，成为周扬文艺理论，也是党的文艺政策向“左”的方向发展的理论根源之一。
　　认为“一切艺术是宣传”，文艺的功能是政治宣传的功能，必然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周扬说：“作为理论斗争之一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６７页）这就是所谓“从属论”。“从属论”中“左”的片面性，是周扬前期始终未能超越的“左”的桎梏。然而，周扬毕竟是一个文艺理论家，研究过马列文论，也研究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有独特的理解。因此，他还是了解文艺的特殊性，把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他认为，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两者有差别，文学要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形象问题是个关键问题”。（《周扬文集》第２卷第３３８页）“形象性”成为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１９４２年７月，周扬说：“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这个目的，在今天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但文艺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它有它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而形象是最基本的东西，艺术家观察和描写生活，组织自己的经验，都依靠形象。因为这个形象的特点，所以，第一，艺术的语言不同于政治的语言，因为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第二，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把政治原则形象化就行了；它必须直接描写生活，写自己的经验；政治的倾向性必须从作品的活生生的事实本身中表现出来。文艺服从政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３８８－３８９页）他还指出：“艺术性就是真实地、具体地、生动地反映了生活。艺术性和形象性是差不多的意思：愈形象化，艺术性就愈高”。（《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４５１页）周扬的“形象论”，归纳起有三点：其一，周扬是从文艺的特殊性上论述形象性的，文学的表现形态是形象的，文学的特殊性是形象地反映生活，揭示真理；“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划——形象思维”。（《周扬文集》第２卷第３３６页）其二，周扬是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论述形象性的，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是生活的形象反映。其三，强调形象性的目的是落实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
　　与形象性相关联的是文学的真实性。１９３３年周扬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３３年他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初步批判了苏联“拉普”的影响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形而上学机械论错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的主流理论。这在他的理论探索中应该说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此，他开始注重从本源意义上理解马列文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当时苏联文艺界针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违背创作规律、无视作品客观真实性问题，提倡“写真实”，把“写真实”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内涵，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周扬把形象性与真实性联系起来论述：“真正使大众感动的，却还不是美丽的，洗炼的形式，而是被描写的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要在形象的形式中，描画出现实的完全的真实的光景”。（《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１０页）到延安后，周扬进一步论述了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文说：“目前的文学将要而且一定要顺着现实主义主流前进。”“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说直话的文学，对人生社会的批评是现实主义的不能少的要素。”（《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２２１、２２８页）
　　周扬虽然触及到了形象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在他后来许多论文中都提出了真实性问题，但是周扬并没有对“写真实”作更深入的论述。他的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本质性”问题。周扬认为，文艺创作要反映“本质”。所谓“本质”是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以及革命发展的趋向与要求。因此他要求要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必然有关的题材，在描写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周扬文集》第１卷第１２５－１２７页）。周扬没有也不可能把真实性与本质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概括。他时而以“本质性”来排斥“真实性”。
　　周扬理论框架中还有一个重要范畴，这就是“典型性”。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述是与胡风论争中发展起来的。１９３５年胡风发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周扬写了《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论文进行讨论。这场论争让周扬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概括能力。他引述了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运用了黑格尔关于“这一个”的论点来揭示典型的个性、特殊性；特别是他对阿Ｑ这个典型的论述，更是接触到了典型的规律，接触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社会概括的方法论问题。周扬关于典型的论述应该说比胡风要高出一筹。但是，周扬对典型的独特性与丰富多彩性，作家对典型的审美发现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在典型的个性与阶级性问题上，左倾机械论影响很明显。
　　如何正确评价周扬前期以“一基五论”为理论框架与核心范畴的文学理论呢？我认为，“一基五论”尽管有“左倾”幼稚病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启蒙性、开拓性和基础性的意义。这要放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放到２０世纪世界文艺理论格局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过程中分析。“一基五论”的本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其理论框架、思维方式与范畴都是从马列文论中来的，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尽管有教条的机械的理解和“左”的片面性，但从整体上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中国文艺运动的实际过程中作了艰苦的理论探讨。“一基五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成为我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建国后１７年大学文艺理论教材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主流的理论范畴。在实践上，“一基五论”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对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与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向三个方面发展：一是苏联的文艺理论，从拉普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二是以葛兰西、卢卡契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三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理论经过１９７６年以后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而臻于成熟。周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作出了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前期周扬文艺理论框架与核心范畴中“左”的局限性的产生要从个人思想经历、社会政治条件和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历史三个层面来分析。据周扬自己回忆，左联时期“我们都是青年人，热情很高，很‘左’，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同时，也沾染了不少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当然，这同我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有关。”（《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３２页）他早年在大夏大学读书，学的不是文艺，１９２８年到日本才开始接触马列著作，学习马列文论。因而他在年轻时对中国古代文论不是很熟悉。同时，正如他自己说的：“俄国十九世纪三位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那时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介绍。在拉普派的影响下，那时还不重视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几位俄国伟大思想家给予了多么崇高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们早在三十年代更多地介绍他们的著作，从中批判地吸取宝贵的、有益的东西，那只能说是一件好事，是会对于我们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带来益处。”（《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５１－５２页）这说明，周扬在当时没有从更为广阔的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下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联系中国实际运用这一文艺理论。如他自己所讲的：“我们受苏联革命文学的教益是很多的。我们的缺点是教条主义的照搬。”（《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５１页）而且，周扬讲过，他在三十年代的志愿是当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没有打算当理论家，理论只是他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也是导致周扬在理论研究中难免机械地理解，其研究则浅尝辄止的原因之一。此外，从他在中国现代文艺历史发展中受的影响来看，“创造社是最早介绍和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创造社的革命影响。”（《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３３页）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在“五四”运动后至１９２０年代初发生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人生派与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成为中国文坛上两大走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乡土派与现代派、人的文学与革命文学。但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中的作家后来发生了变化。文学研究会中的鲁迅、茅盾等坚持为人生而艺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改造人生是文学的目的。而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后来却钻进象牙之塔，推崇唯美主义的“纯艺术”。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却走向革命，抛弃了早年艺术至上主义，主张文艺不仅为人生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周扬说他受创造社的影响，也就是受这一影响。综上所述，周扬的文艺理论的“左”的历史局限，除了党内“左”的思想与路线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少奇所说的中国革命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分析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不久，中国党员读马列原著的不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困难。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见《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２２０－２２２页）周扬１９８３年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也从这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下卷第８２４页）这当然也包括了周扬等左翼文艺工作者。

　　三

　　１９７６年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扬站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前列，成为思想解放中的旗帜性人物。他对“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建国后１７年文艺领域的“左”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１９７９年他主持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继承与革新三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总之，新时期周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切合中国实际，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见解，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对“四人帮”极左文艺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清算
　　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０年，周扬用了较大精力集中揭批“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把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黑线人物”，把长期从事党的文艺工作的许多领导同志看作“黑线头目”，甚至把许多革命文艺作品看作“黑书”，把一些重要的文艺会议也看作“黑会”。推倒“文艺黑线”论不仅是当时文艺界的强烈愿望，也是文学艺术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关系到对过去文艺历史的估计，而且直接影响到文艺领域里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的澄清。周扬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系统发言，正确评价了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历史和开国以来的文艺工作，阐述了如何对待我国古代和外国文化，对“四人帮”的“三突出”之类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等反现实主义的谬论和对“双百”方针的抵制与反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与澄清（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３８页）。与此同时，被林彪、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代表性论点”的所谓“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也从理论上进行了清理。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就此专门作了论述。（同上，第３７４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理论务虚会议，周扬迅速跟上思想解放运动的步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探讨如形象思维、共同美以及人道主义等许多理论禁区，澄清长期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深刻地清算了“四人帮”反动文艺思想体系的反现实主义实质。他在对文学艺术领域里搞乱的路线、理论是非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始注重清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
　　第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的特征和规律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涉及文学本质规律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文学史上，从诗的“兴、观、群、怨”说到“文以载道”，不少文论家都强调过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五四运动以来，从“革命文学”运动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左翼文艺工作者为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所决定，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强调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命题。以后，人们又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一观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在发挥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战斗作用和同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进行斗争中，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文艺本身的发展，上述观点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这主要是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及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将文艺降为政治的附从；进而又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得过于狭隘，要求文艺无例外地服从党在一定时期的政策，甚至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极端口号。这样做的结果，给文艺创作的题材设置了种种禁区，使文艺的作用往往只限于政治宣传，助长了创作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特别是当政治发生错误，乃至发生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情况时，文艺为这种政治服务并从属于这种政治，就只会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１９７９年４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勇敢地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了质疑。这引起了周扬的注意（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３３３页），他结合三十年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反思了“从属论”的弊病。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１９８０年２月周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回顾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从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文艺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过一些‘左’的偏差，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文艺成了全国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作用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４３８页）
　　周扬认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和文艺同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而“文学是写人的命运的”（《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４３８页），写人而又作用于人，是文艺的基本特点，也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分工所决定的。文艺的写人和作用于人，不能单纯理解为是反映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治不是那么分明地显露在生活的表面的，而是融合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多种关系之中的。坚持“从属说”和“服务说”，就把一定的政治需要作为创作的前提，实际上把政治当成第一性的东西，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违背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和艺术规律。即使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服务说”也只揭示了文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它不能概括文艺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等多方面的全部功能，而人民的精神需要却是多方面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也应是宽广的。
　　周扬说：“我们过去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曾有过简单化的庸俗化的理解，致使文艺作品有时流于概念化公式化，妨碍了真正文艺作品的产生。”（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３３２页）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学区别于以往的文学的历史特征，又为社会主义文学开拓了题材与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的广阔发展道路。
　　第三，对现实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正确的探讨
　　现实主义问题是关系文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建国以来，有过不止一次的论争。像关于真实性、关于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关于典型、关于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等问题的讨论，虽然论述的大致属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范畴，但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新时期文艺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是文艺界思想解放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清算林彪、“四人帮”反现实主义文艺谬论的必然结果。周扬指出：“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是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遵从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呢，还是搞‘四人帮’的什么‘三突出’之类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这是创作的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严重斗争，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６１页）周扬还指出，我们与“四人帮”的分歧，一是对以往的文艺采取什么态度，二是文艺创作是遵循现实主义还是搞公式主义。（同上，第１２６页）
　　现实主义指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现实 的创作方法、创作原则。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现实主义也不断前进。周扬１９７９年２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现实，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处理好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学不同流派建立同盟军，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多样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双百”方针等问题。（同上，第２４１页）
　　周扬对真实性和典型性这两个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要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４３１页）。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生活是第一位的。生活的实践，包括创作实践，不但影响创作本身，也影响世界观，引起世界观的变化和飞跃。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对于帮助作家正确地而又富有远见地观察和描写生活，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都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革命现实主义往往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要反映现实的发展前途和生活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也应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即使幻想小说也不能脱离现实”。（同上，第３７４页）与“真实性”相关联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周扬也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行了论述。他明确地说：“我是为伤痕文学辩护的，十年浩劫，我们民族遭受到那么大的灾难，伤痕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也应当反映。”（同上，下卷６０３页）
　　周扬关于真实性的论述有三个要点：其一，“真实性”的基础是客观生活，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待客观真实，要把真实看作是真善美与假丑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反映；不但要承认生活中存在光明和黑暗是真实的，而且要承认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和斗争以及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是更深刻的真实。其二，进一步明确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虽然来自生活真实，但它又不等同于生活真实，而是通过审美形象反映生活的一定本质；那种认为凡是客观生活中存在的事物与现象，无论有无审美意义和能否展示一定的本质，都应当进入艺术的描写的观点，并非现实主义，而倒接近于自然主义，理应加以反对。其三，进一步明确了真实性与倾向性关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真实性并非就是一切；只有把艺术的真实性与革命的倾向性统一起来，充满战斗激情去拥抱生活，评价生活，才能使文艺作品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于典型性问题，既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周扬文艺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典型环境既然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其具体的艺术形象便必然是多样的，并非“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也并非“一个阶级一种典型人物”，也不是只有英雄人物才算“典型人物”。周扬强调，在典型塑造问题上要肃清“四人帮”“三突出”、“主题先行”、“高大完美”的流毒，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提高艺术概括能力和生活提炼能力。
　　第四，对人道主义问题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了反思
　　建国以来人道主义问题在我国文坛发生过多次论战，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周扬１９８３年３月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见《周扬新时期文稿》下卷第８３５页）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述，为文艺理论界探讨人道主义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比较正确的思路。其一，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解人道主义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但是建国后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人及其需要。同时，“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关于人的问题，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后期马克思集中力量研究经济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谈得少一些，但比之早期著作又有新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连贯起来研究，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准确的了解。”（同上，第８３６页）其二，在力图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同时，强调两者的思想继承关系。他充分肯定了历史上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他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毫无疑问，这是从早期的马克思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应该说，这个问题是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有着思想继承关系的。”（同上，第８３８页）其三，周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的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同上，第８３７页）其四，新时期不少文学作品高扬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旗帜，注重对人性的真实描写，讴歌人物的心灵美，强调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艺术地再现革命人道主义，这是现实主义的深化。
　　第五，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高艺术水平进行了再认识
　　新时期周扬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多样化作了深入论述。他指出：“要提高艺术水平，必须做到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我们应当鼓励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形式上有更多的钻研。”（《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１２１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的长远方针，又是正确方法。科学和艺术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一种需要有广泛自由来发挥每个人的天赋、个性和才能的劳动。”（同上，第２５７页）“艺术题材要多样化，形式和风格也要多样化。”（同上，第２５９页）１９８０年代初文学新表现因素如朦胧诗、意识流、心态小说等纷繁出现，许多作家艺术家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引进新的手法，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不断创新。对此，周扬极为关注，他指出：“我们既要继承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也要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对现代西方文艺我们可以吸收的是在内容上有某些进步作用和一定认识价值，在艺术方法和形式上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周扬新时期文稿》下卷第７０８页）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民族的旧形式，而要努力发展和创造民族的新形式，一方面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也要把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拿来，加以改造，洋为中用。”（同上，上卷第３７８页）
　　后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６年）的周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问题，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形象思维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创造新的英雄人物问题，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科学的分析，认识有了新的深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使他的理论研究建立在新时期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他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参阅《周扬新时期文稿》上卷第７７页），十分重视文艺队伍包括文艺理论队伍的建设（参阅上卷第３８８、４１９页，下卷第７１２页）。难能可贵的是，后期的周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可贵品格，不仅表现为突破禁区的理论勇气，而且表现了不随风摇摆的理论坚定性。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看其历史贡献。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他们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我们今天评述周扬文艺理论，也要从周扬所处历史条件出发，充分地评介他对文艺理论的历史贡献，如实地分析他的“左”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本文力图做到这一点，但限于学术水平力不从心，期盼引起文艺理论界深入研究。

　　２００５年４月末５月初完成初稿，５月中旬改定

　　作者简介：周宪新，男，益阳市人，曾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社长、总编辑，地委副秘书长、地委办公室主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现任市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