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谷东

    【摘　要】“尊贤容众”是周谷城的重要思想。本文从反帝爱国、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三方面论述了这一思想。
    【关键词】周谷城  尊贤容众  思想

　　１９９０年９月，我们到北京看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临别前请周谷老题字。不久，他给我寄来了亲题条幅：“尊贤容众——先哲语，书赠谷东先生。”过不多久，周谷老又寄来一张亲笔题字，仍然是“尊贤容众”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我认为，这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周谷老一贯思想的集中体现。
　　贤乃德才兼备。贤人，乃德才并美之人。历代杰出的帝王深知要建立不平常的功业，需要广大臣民为其效力，更需要有才华出众的人才辅佐。汉武帝刘彻求贤若渴，重才爱贤，颁发《求贤诏》，发展察选、征召之制，形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成就帝王之业，尊贤爱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发布“求贤令”，指出：“贤才，国之宝也。”“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人君之能远举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为了广罗人才，他不仅多次下“求贤令”，张“招贤榜”，设“礼贤馆”，而且责令中央、地方各级有司要深入下层和民间去，将那些“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中”的人才查访出来和推荐上来。周谷城称之为为贫民谋福利的思想家墨子曾经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作为谙熟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更是深知“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的道理。作为早年毛泽东的朋友，晚年任国家领导人的周谷城，更是深深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需要选贤任能，团结群众，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是周谷老题写“尊贤容众”的用意吧。
　　周谷城的“尊贤容众”思想形成已久，贯穿在他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的生涯中。
　　在投身反帝爱国的斗争中，他遵循“尊贤容众”的法则，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周谷城是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农工民主党的中央领导人。他十分尊重爱戴共产党的领袖，与其有着深厚的友谊，尤其与毛泽东主席有着很深的交往。１９２１年，周谷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与毛泽东同事，彼此相知较深。周谷城在《回忆毛主席对我的鼓励》一文开头就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周谷城在《我随毛主席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念念不忘我随他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念旧的情感也很深”，“毛主席远见卓识，令人敬仰”，“毛主席对我的深情、鼓励、厚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周恩来总理也是非常爱戴的。周谷城回忆：“每有机会见到总理，总理总要搭上一句，说，我们同姓又同庚，其亲切之情令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后来参加一些反帝爱国斗争，经常得到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的支持帮助，很早就感受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亲切关怀与热忱照顾。
　　周谷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出自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在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周谷城说：“中国近代１６０年，前８０年处处挨打、屡战屡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我们屡战屡胜，步步走向胜利。为什么前后两个８０年，情况截然相反，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了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后，周谷城在研究史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历史要联系现实，要为现实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明确地提出：“首先，教历史课或写历史书，必须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青年知道今日中国和今日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特别强调学习研究历史，要鉴往知来，坚持古为今用。周谷城回忆１９５８年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他，毛主席拿着一本《汉书》，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他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为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周谷城感到研究赵充国其人，是很有意义的。１９８１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中，周谷城写了一篇《赵充国的千古之策》发表，称赞赵充国是西汉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重要人物，说他并不一味愚忠，颇能坚持自己的见解，在皇帝面前讲些直话，甚至能以理服人。其用意是希望我们坚持真理，才能拨乱反正。
　　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中，他坚持“尊贤容众”的原则，积极倡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学术。
　　周谷城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著名的美学家，他对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都有颇深的研究。他博采众议，学海拾珠，自创新说。他历来十分注意史学与美学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艺术是艺术家创造的。就创造而言，两者相同，而其理想实现的结果不一样。”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周谷城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独树一帜，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使情成体”说等见解，并与姚文元等人在上海展开了论战，由此而激起了轩然大波。回顾学术界论争的这段历史，周谷城曾写诗抒怀：“学书学剑也成材，建设还须有壮怀，博大精深原不易，争鸣端为百花开。”
　　“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周谷城从不因循守旧，坚持在争鸣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坚持真理。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周谷城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毛泽东后来在听周谷城说到那次辩论时，说他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呀！”
　　周谷城尊贤容众，决不盲从，敢于向传统观念，向权威挑战。在研究世界历史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１９６１年他发表了《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据理坚持“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在他著作的《世界通史》中，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有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墨西哥六大古文化中心。６０年代初，周谷城发表了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坚持“形式逻辑的正确性不一定等于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反对苏联学术权威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扭在一块的论点。有人骂他不识相，周谷城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
　　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中尊贤容众，既能各抒己见，更能学人之长。他与郭沫若先生接触较多，主要在文字考释、学术研究方面。当他们的意见一致的时候，固然感到很愉快，即使不一致，甚至相反，如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上，意见各不相同，但也能实事求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来没有因意见不一致而感到不愉快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把他写的一首诗给郭老看了，郭老回信说：“您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老当益壮。‘双百方针程效日，甘居决不在中游’之句，尤有豪迈气概，令人敬佩。”周谷城不忘郭老的鼓励，表示要师法郭老始终不怠的革命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在教学科研中，他按照“尊贤容众”的准则，大胆启用贤者，培养新人。
 　　周谷城一生从事教学科研，从１９３０年起，先后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当了５０年教授，每到一处，他总是选贤任能，团结同志，为祖国培养人才作贡献。他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说：“我当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自感读书不少，此时应大有作为，要做一番事业，思想是进步的，研究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于是我就利用当时系主任可以自己请教授的方便，请了几个教授，……所教全是进步课程。这些课程一开出来，中山大学的学生全都轰动，学生们挤到社会学系来听课，说社会学系进来了一批新教授，学生愿意听新思想的课，当时声势浩大。……我来者不拒，发扬我社会学系主任的民主作风，一则造一点势力，二则让他们听一点‘唯物论’的课，都没有什么不好。”１９４２年，由进步教授张先让、陈望道推荐，周谷城进了复旦大学任教。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一解放，陈毅、粟裕就下令周谷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当时有１４个学校的人合并到复旦大学来，大半都是周谷城亲自去接来的。其中，有浙江大学理科教授、全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济大学数学教授杨武之（杨振宁博士的父亲）。文科方面，如历史学家周予同就与周谷城在政治、学术等方面关系密切。周谷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朋友们常笑谓予同与我为复旦‘二周’，我与予同，同年、同姓、同学又同行，称为‘二周’当然有意思。”由于周谷城尊贤容众，团结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把复旦大学办得很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复旦大学的内外事情都是周谷城具体负责。正如他自己回忆的：“越干越有劲”，“党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我是完成得很好的。关于教学，常常是别人不愿意教的我来教。……如果论说功劳，我周谷城在解放后的复旦大学的工作中，是有功劳的。”
　　“老安回忆当时事，后起思齐祖辈贤。”周谷城执教６０余年，教授生涯５０多年，他学术博大精深，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晚年，他仍然时刻顾及史学工作的继往开来，心系着祖国的新一代。他不仅重新整理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大批巨著，同时，他还为传统蒙学丛书《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作序，赞许这些书“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即是在简短的讲话、题字中，他也不忘教育后代。１９８５年，周谷城为母校北京师大首届教师节题赠了“尊师重教”四个大字，后来，他又题写了“博大精深——青年朋友，有向我索书者，我常写此四字勖之。”前几年，他还为家乡题赠了他的一首旧作：“御侮图强一百年，兴中毕竟要科研，人才不是从天降，教育还须猛着鞭。”尊师重教，尊贤容众，正是周谷城的一贯思想。

　　作者简介：刘谷东，男，原任赫山区纪委书记，区委调研员等职。现任赫山区中共党史联络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