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华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日早饭后，我顶住北方早上的风寒，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北京西郊百万庄拜访著名作家周立波。下了车边走边想，周老是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我同他素不相识，他会接见我这个家乡的无名小卒吗？但听人说周老平易近人，何况自己还是他的故乡人哩。我麻起胆子登上了居民楼，轻轻叩响了周老的家门。不一会，一位戴近视眼镜的瘦高个老人，打开门窗带笑容地问我：“同志！你找何只咯？”听到亲切的益阳乡音，我猜定面前的老人就是周老：“我就找你老人家！我是益阳来的。”
　　“家乡来的，稀客！稀客！”
　　当我说明来意，周老客气地把我引进他的卧室兼书房，又是让座，又是泡茶。听着他的一口地地道道的益阳话，看着他和蔼可亲的面容，进门前忐忑不安的心情，早已丢进了“爪哇国”。
　　周老见我刚从家乡来，就一股劲的询问益阳的近况，从益阳的气候问到稻谷的收成，从古老的麻石街问到益阳大桥的宽窄，从清溪村的小铁路问到普山普岭的油茶林，从县社领导人问到竹山湾的“亭面糊”。我按照周老的提问，一项项作了回答，周老听了十分高兴，兴奋地说：打倒了‘四人帮’，我的家乡又要来一次巨变啦。”
　　当我问起周老的近况时，他深有感慨地告诉我：“１９７３年，我从‘铁窗小屋’里放了出来，随即从长沙设法来到了北京，和老伴林蓝同志一道，隐名埋姓寓居在家里养病，没有写东西，也无法写东西。“文化革命”中，我虽然饱受了挂牌批斗之苦，但最使我痛心的是‘四人帮’剥夺了我十年的宝贵时光，不耽误这十年，我该要写多少作品呀。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春回神州大地，我和老伴商量，该挽起袖子干一场，要把耽误的时间补起来，多为人民写点作品。” 
　　“您现在又在写新作？”
　　周老说：“眼下我还没有写新作，而是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在修改《暴风聚雨》和《山乡巨变》准备再版。《暴风聚雨》已经改完付印，《山乡巨变》正在改，出版社要我在三八节前改好付稿。”
　　听说周老在修改《山乡巨变》，我就问周老：“您准备修改那些章节呢？”
　　周老见我问他，他倒反过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是我家乡的读者，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望着周老诚恳的态度，我直爽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山乡巨变》中的人物，个性典型，一个个活神活现，尤其是亭面糊，是个可亲可爱的老农形象，文革中有人说他是中间人物，是丑化贫下中农，我反对这种无稽之谈。这个人物刻画得很成功，我建议您保持原貌，一笔也不要改。倒是社长刘雨生，我建议您作点小的改动，不一定要把他写成近视眼，看不远，离婚抬不起头来，情绪灰溜溜的，把他改几笔，让他更能在读者面前立起来。”
　　听了我的意见，周老十分高兴：“你的意见很中肯，很多同志也向我提过，文艺作品要忠实于生活，不能任意拔高，一个从旧社会里走过来的农民，一夜的功夫，就能变为‘高、大、全’的英雄吗？尽管文革中，有人给了我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我理直气壮，毫不屈服。我赞成你的意见，亭面糊这个形象保持原貌，不作改动，只动动有关的章节。”
　　说起“亭面糊”，一个可爱的乡下老农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乘机请教周老：“亭面糊”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您的笔下真是栩栩如生，他那种典型的面糊性格，您真是写死了火，写入了格。我也是个写作爱好者，今天特意来登门求师，您能不能给我这个初学写作的小学生传授点写作经验呢？
　　听了我的要求，周老谦逊地说：“搞写作，我也是益阳人所言：‘草鞋冒样，边打边像’，系统谈经验，我一是谈不上来，讲切身的体会嘛，自己倒还有一点。我觉得作家记者，要想自己笔下出好作品，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就说你喜爱的亭面糊吧，并不是我周立波凭空臆造的，也不是坐在书房里想出来的，而是我从生活中找到的。亭面糊基本上是个生活原型。他的真名叫邓益亭，他是我交的一个知心朋友，还同我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１９５５年，我带着家室，从北京回到益阳农村体验生活，就落脚在桃花仑的竹山湾，和邓益亭“打”邻舍，同他合住一个小院。我和他相邻一年多，朝朝相见，夕夕相处，工余饭后坐在一起谈天，天南海北，社里家里，无话不谈，有话必说。他是个用牛的老把式，特别爱牛，有时即使骂牛，也能从骂声中体察到他对牛的爱。我常和他一道下田做工夫，他驭牛犁田，我搭田角，细细观察他用牛的架式，骂牛的神态，干累了就坐在田塍路上歇气扯谈。邓益亭爱喝两杯酒，我家里炒了点好菜，或是来了客人，就邀他过来喝一杯，他酒到嘴边，兴也来了，话也多了，酒醉面糊的性格，就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搞写作的，要写好人物，首先要熟悉人物，注意观察能反映人物个性的细节和语言，使人物的形象在自己头脑中活起来，这样你的笔下才能生“花”，写出来的人物才会有血有肉，跃然纸上。
　　我这次上北京是应《红旗》杂志约稿，为益阳劳模吴德保撰写署名文章《大田出题目，小田做文章》，想请周老当面指点指点。周老接过小样，马上认真地看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二遍，看完亲切地对我说：“你这篇署名文章写得不错，就事论理，很有说服力。我特别欣赏的是语言，朴实简洁，语气很象个农民技术员，看来你十分注意学习群众语言。”说到语言，周老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记者、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受人欢迎，一定要下苦功夫，学习群众语言。有人说我的作品语言清新朴实，泥土香味浓，读起来风趣幽默，夸我是什么“语言大师”。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大师，我的这点本事，都是从群众中学来的，是群众教会我的。当然学习群众语言，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也不是开个座谈会就能搜集一本的。要靠自己做有心人，长期的搜集和积累。我平时外出，就随身带了一些小纸条，和干部社员交谈时，听到生动风趣的语言，回家后再集纳到“群众语言”小本上。召之即来，呼之即出。这样，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老是学生腔，说啥像啥，这样的文章群众就喜闻乐见。”
　　正说着，一位头蓄短发，精神健旺的老大姐从门外走了进来，周老连忙给我介绍：“这是我的老伴林蓝同志，从“北影”下班回来。”转而又把我介绍给老伴：“这是我家乡来的客人，在《红旗》杂志社改稿。”林蓝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继续交谈。同周老一席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多小时，时针已指向１２点，当我起身告辞时，老俩口连忙挽留，周老笑着对我说：“家乡来的稀客，来了哪有不吃饭的道理，按益阳人的说法：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餐冒菜饭。” 
　　盛情难却，我只好又坐了下来，林蓝同志，连忙下厨炒菜。不一会，桌上就摆好了四菜一汤，一大盘带辣椒的炒肉片，看来是特意为我这位家乡客人炒的。老俩口十分客气，一次次给我敬菜，林蓝同志还用益阳话招呼我：“菜不好饭可要吃饱。”
　　下午一点，我起身告别两老，走出了百万庄的居民楼。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但我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心里却像春天般的温暖，我感谢作家周立波，对一个普通读者的会见和款待，更感谢周老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写作课。
　　立波同志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５日与世长辞，离开我们已快２５年啦，回忆起那次在他家里作客的情景，缕缕情思油然而生。为此，我特把那次作客的实况追记整理出来，作为我献给立波同志英灵的一瓣心香，感谢老作家在写作上对我的指点，寄托我对立波同志的深情怀念。

　　作者简介：曾瑞华，男，益阳县人，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