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骧

　　【摘  要】周扬一生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分为四个时期，即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上海左联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延安及华北解放区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建国后“十七年”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周扬的一生，是传播、阐说、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生。
　　【关键词】周扬  探索  道路

　　在《周扬文集》终卷，收有周扬搁笔的前一年答一家刊物记者问的文章，题曰：“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５０年代中期，他也曾作过类似问题的演讲：“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是否可以将这个命题，作为周扬人生的一个概括？周扬的一生，是传播、阐说、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生。
　　周扬是一位翻译家，他首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和美学》。周扬是一位美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古典美学有很深的修养。他可以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研究的权威。周扬是一位艺术教育家，他实际上主持创办了解放区第一所艺术教育机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但是，他的一生主要业绩，主要贡献，是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闻名于世。周扬又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长达半个世纪未曾中断的领导人?穴“文革”时期除外）。这一独特地位与历史内涵，使他的文艺理论批评，具政治色彩、宏观特色和实践性。周扬一生的文艺批评活动，浓缩、凝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文艺思想论争史，他的升谪沉浮折射着中共文艺方针、政策、路线、口号的变化。他就是一部左翼文艺运动史。这是周扬理论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周扬思想锐敏，视野广阔，见解深邃，学识渊博。毛泽东赞赏他“有文才，有逻辑”注１ 。在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的文艺潮流中，他艰难地跋涉，走着曲折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总结教训，克服错误中前进。他的理论批评，前后期呈现较大的反差。终于在他的晚年，在困惑中挣脱出来，达到了他的理论批评生涯的巅峰。
　　周扬一生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即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上海左联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延安及华北解放区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建国后“十七年”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

　　周扬是受“五四”新思潮哺育成长起来的，他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知识分子，他登上文坛，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时候，“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已发展到“革命文学”的新阶段。３０年代初，左翼文学运动狂飚突进，轰轰烈烈。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风靡欧亚美非四大洲，史学家称之曰“红色的三十年代”。周扬从译介苏俄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步。随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之后，做了为鲁迅比喻的“窃火煮肉”的工作。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方面理论不早于２０年代中期，大量引进是在１９３０年前后，形成一个高潮。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那时通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有多种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信在苏联被发掘出来后，迅速地被介绍了过来。除此之外，也译介了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唐诺夫、弗里契、吉尔波丁以及日本的青野季吉、藏原惟人、中墅重治等人阐述普罗文学理论的文章。真中有假，正误杂陈。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新思潮，它在帮助文艺工作者树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文艺观，促进文艺与时代更好地结合，加强文艺与人民大众的联系，无疑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基础。由于肇始之初，饥不择食，生搬硬套，囫囵吞枣，机械运用，教条对待的情况也确实存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世界范围“左倾”思潮流行的时代。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随之登台的“拉普”的“左倾”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思潮，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成为一种世界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庸俗社会学的种种观点也被引进，这给中国以后长期的文艺发展，带来负面的消极影响。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当时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历史转折关头。“九·一八”事变，国难日蹙，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危机空前尖锐。强调文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性、文艺的阶级性、文艺的政治性、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无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出现，都与当时民族精神所契合。它们的出现有着客观必然性。这是周扬初期文艺理论批评生涯的历史背景，也是周扬初期文艺理论批评的长处与缺陷的所在。
　　周扬走上文坛小试牛刀，锋芒初露，是他参与左翼作家对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辩。平心而论，经过时间的沉淀，当时被称作“第三种人”的胡秋原等人的言论，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他们认为“艺术与哲学本质不同”，非议左翼作家对于非左翼作家“拒人于千里之外”等，也许是“歪打正着”，触动了左翼作家机械论、宗派主义的痛处；但是，若剥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作简单地翻案文章则不可取。“自由人”、“第三种人”在政治上对汹涌而来的左翼文学运动是持抵抗的态度。认为文艺与政治无关，完全超然于阶级之外，要政治“勿侵略文艺”，在学理上也属不妥。左翼批评家除鲁迅外，所操武器都带有程度不同的“拉普”色彩，这也是事实；可是，只要我们承认左翼文学运动虽有若干教训可资总结，但毕竟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史上的前进运动，我们就不能不认可这场论辩的意义。
　　周扬成功之作，也是奠定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地位，是他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现代》杂志４卷１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他常常引为自豪地说他是在中国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人。此话不假，尽管在他之前有过几篇文章零星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正式地比较系统地、影响大的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打那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了中国主流文学。正如这篇文章的副题所示，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一直是苏联“拉普”注意的中心。“拉普”的主要错误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当时“左联”一些代表人物，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不少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仅受“拉普”思潮影响，也受“拉普”的日本版“纳普”的影响，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为圭臬。１９３２年苏联已解散“拉普”，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由于时间差，我们这边还势头正旺，炙手可热。周扬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批判显示了他的思想锐敏，慧眼独具，恐不能以“赶浪头”、“追时髦”讥之。周扬还惹人注意地对浪漫主义作了积极地肯定，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大体上作了辩证地解释，这也是精彩之笔。“拉普”的口号是“打倒席勒”，摒弃浪漫主义，这在中国也很有市场。这篇文章虽然是据苏联理论家吉尔波丁的报告编写的，但是有着周扬本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认识，是周扬的代表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同时也存在着历史局限和消极影响，周扬在这时期的理论批评活动，为这大背景所制约，具有启蒙性、革命性，也具有“左”的色彩的教条性。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周扬由上海赴陕北。

　　二

　　由上海的亭子间到陕北的土窑洞，环境变了。全民抗战的实现，形势变了。进入而立之年的周扬，少了几分浮躁凌厉，多了几分冷静与反省。解放区时期的周扬，理论批评具有过渡性。说它过渡性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他的理论由幼稚走向成熟，一层是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周扬的理论批评思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到陕北前后的周扬，文艺理论批评逐渐走向成熟，表现为反思与总结的特色，探索艺术规律的特色。《论〈雷雨〉和〈日出〉》、《文学与生活漫谈》等文章都记录着周扬认识上的飞跃。他尊崇文艺民主精神，反思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注２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中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注３ 这是合情合理的平实之论。关于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强调文艺表现生活的手段、方式特殊性。在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上，对于作家主体性的重视，有着精彩的思想火花：“作家有想象和幻想的最大权利”，“对现实的忠实并不是对现实的跪拜”。注４ “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如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注５ 。他强调文学反映生活的形象性，“形象在艺术可说是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优秀的形象化，就不能有真正的艺术”注６ 。他对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见解，经过消化吸收，运用得更为得体了。结合“五四”文学，对鲁迅精神、郭沫若的创作、曹禺的作品，在理论上的提升、概括更到位了。
　　１９４２年以后，周扬文艺理论批评的路子、视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
　　１９４２年，延安进行了文艺整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周扬与这个《讲话》就结有不解之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新的发挥，主要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促进了文学艺术逼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开创了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作为教训的是以后人们把这个《讲话》越捧越高，视作教条，当作圣喻句句是真理。郭沫若当时对这个讲话的反应是：“凡事有经有权。”注７ 这个评价很中肯。《讲话》中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论述是经常性道理；但是毛泽东讲话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在战争时期、农村环境，针对的是一群来自城市还不适应新环境的知识分子。有些是权宜之计的说法便属自然。４０年后，一位理论家在一个党的正式会议上评论毛泽东《讲话》的三点缺陷：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具有社会性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关于知识分子的评价注８ 。当然，这些话是拉开了时间的距离，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讲得出来的，而在当时，在延安，《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所有作家、艺术家，都接受了，认同了，包括一些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作家。周扬心悦诚服地拥护《讲话》。过去他说过，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信奉者，现在他公开宣称，他服膺《讲话》，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他给他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定了位。他以《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依归。
　　１９４４年周扬编选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第一次将毛泽东、鲁迅的文艺学论著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畴。他为本书写的序言，是《讲话》发表以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早而有力的研究。
　　《讲话》发表后，周扬迅速捕捉到新的秧歌运动，指出它的“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意义。周扬敏锐地抓住了赵树理成功的创作实践，作为典型解剖。赵树理小说艺术的成就，周扬将其归结为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周扬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方向的一次成功实践。《论赵树理的创作》，成了当时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作品评论。尔后，文学界乐道的“赵树理方向”，与周扬最初的推崇分不开。周扬深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
　　这一时期，周扬对王实味文艺观的批判，显然是向《讲话》“左”的消极方向靠拢。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周扬，文艺理论仍然承续《讲话》发表以来的套路；但是由于我们党已经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周扬身居文艺领导高位，作为党在文艺第一线的领导者，他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还是显出新的阶段性。建国后到“文革”的“十七年”，周扬的理论批评大多是以领导人身份的讲话、报告的形式出现，常是传达最高领导人的批示精神和对于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论阐释。作为批评家主体所发出的独特声音，往往是在环境宽松纠错整偏、探索艺术规律时表述的非主流话语。他的理论活动具有权威性，无论是错误还是正确，都要产生现实的、直接的影响。
　　“十七年”中，周扬确实执行了“左”的政策，并用“左”的理论对“左”的政策进行论证。集中表现所谓“三次大辩论、三次大批判”以及“反右派”运动方面。但是，“十七年”还有另一个周扬，力主文艺自由，反“左”不遗余力的周扬。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的短暂的春天里，在６０年代初，党对“左”的政策作某些调整的日子里，给周扬张扬理论家的个性，显示才华创造了条件，展现出他思想上的睿智与理论上的卓识。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这样庄严的场合，周扬作为代表发言，观点鲜明地指出建国后文艺界存在的“左”的问题：“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他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服务”；“容许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提倡题材的多样性”；“应当善于歌颂，也勇于批评”；“我们将更好地更大胆地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注９ 。他围绕“双百”方针做文章，差不多是全面地对文艺理论与政策“拨‘左’反正”。可惜，不久“反右”风暴起，党的“八大”路线为毛泽东改变，周扬的这些话也都白说了。
　　６０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时期，但也是政治思想领域较为宽松、人们头脑较为冷静的时期。在文艺领域，周恩来率先带头，作出几次关于纠正“左”的观点与政策的重要讲话。后来人们知道，周恩来的讲话，毛泽东持保留态度注１０ 。周扬受到周恩来讲话的鼓舞，引为知音，全力支持，多方面加以发挥。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２年，大约两年多时间里，周扬大体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到处开座谈会、做报告、讲话、大声疾呼，反“左”不遗余力；另一方面，花大气力主持编写文科教材，着眼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精力旺盛，意气飞扬。虽然还是戴着镣铐跳舞，为了防止别人抓把柄，讲话常常要讲“两面”，但重点是理论上、政策上反“左”，在“但书”上做文章，毫不含糊。有时，还有点放言无忌味道，敢于直抒胸臆，讲真话，表现一个真实的周扬。
　　他承续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讲话的思想，强调文艺自由的权利，差不多每会必讲“双百”方针。他承认“过去我们也常讲‘双百’方针……但实际上贯彻很差。”“我们有很大责任”注１１ 。他又说：“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我们在党内有少数派的感觉，相当多的同志觉得不贯彻或违反‘双百’方针没有什么关系”注１２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连串的斗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民主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注１３ 。还因为“从主观方面来说……最普遍最突出的表现，是把‘双百’方针了解为两家争鸣，只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手段”，“把它当作了‘钓鱼’和‘锄草’的政策”注１４?妖。怎么解决呢？怎么治一治一些单位领导人，他高兴放就放，不高兴放就不放呢？他想到党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我们讲的都会变成空话”注１５?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主持制定了一个改进文艺工作的条例。条例共１０条，“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即保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十条”（后来改为八条）受到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产生很大影响，有人说应该将它刻碑。可是“文革”一来，它被打成“文艺黑线”的纲领。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什么制度都不堪一击。  
　　他着重努力解决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在“左”风盛炽时对文艺危害甚烈的麻烦问题。他批评“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口号的错误。他批评过去他自己也支持的“赶任务”、“写政策”观点的片面性错误。他批评“用政治代替艺术”的批评方法，他不赞成“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提法。他承认作家只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创作方法正确，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放弃了他自己在左联时期持有的世界观对生活决定作用的机械论观点。历史的条件是，周扬在６０年代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基本论点，不容许他完全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反对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片面性、狭隘性、庸俗性理解。但是他确实已经走到改变主流观点的跟前了。１９６２年，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纪念《讲话》发表２０周年的社论，大胆地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说它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延伸”也罢，“发展”也罢，说它是“突破”也罢，总之它是对《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的超越。在“文革”中，这篇社论成了周扬一大罪状，成为周扬倡导“修正主义”、“全民文艺”的罪证。果其不然，姚文元批他是“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注１６ 。
　　人性问题，也是周扬那两年每会必谈的问题，他深知这是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以往的文学作品很多是在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眼１７?妖。他批评到处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到处贴阶级的标签。他鼓励创作人员，“‘人性论’也没有什么可怕。”他反复说：“我们并不否定人性”。但是他面对着“鲁迅与毛主席在《讲话》中都反对的”“人性论”（鲁迅与毛泽东有区别——引者），囿于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观点，慨叹“我们这辈子是看不到没有阶级性的人性了”注１８ ，所以只能在人性与阶级性之间兜圈子，说阶级性是渗透在人性中的，力求冲淡阶级性的分量，以至提出含糊其辞的文学要写有人性的真人的论点。即使这样，他的“有人性的真人”在“文革”中还是跑不掉被戴上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身处那样一个位置，身处那么一个时代的理论家是多么艰难！
　　周扬在６０年代初领导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是“十七年”中文化理论建设中的一桩盛事。它在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吸取外国先进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开展，推动理论建设方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大概是因为这一工作为“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人们来不及去总结、探讨，周扬领导的这一桩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价值，远远没有被人们发掘与认识。截止“文革”前，新编选已出版及已完稿的教材一百多种三百多本的实绩，我们这里不论；从文艺理论家的角度来观察，周扬在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中的理论建树，值得认真重视与高度的估价。大概是这一项事业由他独立负责，较少牵扯与制约，也由于那一段时间较少干预，给了他相对自由的空间，给了他充分施展才华、表现智慧、显露个性的条件。他在指导思想上，（一）坚持树立文化、思想和学术重在建设的方针，一切着眼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他要求对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采取科学的审慎态度，全盘否定或全盘照搬都不可取。（二）他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内外同志在一起充分地、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进行议论，既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搞下级服从上级。鼓励大家在学术上坚持己见，不迎合。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容许讲错话，犯错误。（三）尊重人才，广泛团结，依靠老专家，重视新生力量。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共事合作、一视同仁。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尊重前两年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学术带头人。在教材编写期间，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汪洋恣肆，纵横开阖，文采风扬。现在收在他的文集里的有近二十篇，涉及文、史、哲、经、教多种领域，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思想开放，见解精辟。举例来说，他认为中国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需要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他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论证，我国文化的高涨时期，都是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涨，学术繁荣，就要立足中国，立足今天，一手向古，一手向外，大量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文科教材建设活动，也许是周扬从３０年代初登上文坛，到６０年代初的３０年期间，最能发挥、体现他理论才华的时期，是周扬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学术中国化的新成果。

　　四

　　历史进入大动乱年代。运动之初，林彪、江青合谋炮制了一个所谓“座谈会纪要”，提出了骇人听闻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战略布局的一着棋。此论一出，周扬覆没的命运便成定局。
　　在延续十年的大动乱方始之时，周扬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总头目”，用以为那场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祭刀。十年内乱，九载楚囚，敉平林江之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复出后的周扬，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理论思维，以崭新的面貌，重返文坛，一直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列。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真诚的反省，坦然进行自我剖析。对“十七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不厌其烦地进行检讨。这些反省检讨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容的认识。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具有着反思的深刻性与彻底性。新时期的周扬，从历史反省中，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道。他反省的基础，有着十年浩劫辛酸的感受，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在狱中他又通读了《资本论》等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着从群众中吸收的营养。在那梦魇般的日子已经过去的最初几年里，周扬接触了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患难余生，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关系亲近。他真正感受到了文艺家们心灵的律动。他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了。他不无痛苦地在沉思，对历史真诚地沉思。终于，他从历史扬弃中走出一条坚实的道路。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最后十年，周扬一旦选择了他要走的道路，他认定的真理，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坚持下去。无可否认，这十年，文艺工作者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和舒畅的局面；同样无可否认，这十年也常常有波谲云诡的时候。在那并非霁风朗月的日子，作为理论批评家的周扬经受了也许是文艺界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精神重负。但是，他执着地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中，他鲜明地支持这个在当时是政治路线的命题。在主持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着重谈“双百”方针，用他换一种说法就是“两个自由”，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派上自由讨论。此后，“两个自由”成了他一以贯之的不变话题。他有切肤之痛，这是文艺上“左”倾错误症结所在。他最早提出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注１９ ，时在１９７８年。
　　复出后的周扬，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他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一篇报告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１９７９年春天所作的这篇报告，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周扬将当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称作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可以并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两次还是三次，延安整风是否可与五四运动并肩，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周扬的理论活动极具历史感。他的这种理论概括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高度地评价与科学地论证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篇报告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解放了思想，终于彻底从个人迷信的束缚中走出来；同时，又推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
　　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扬所作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在文学领域率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摈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不科学命题。
　　１９８３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作专题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报告后发表在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人民日报》上。文章引人注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十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奏出了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
　　晚年的周扬，终于“克礼复己”，挣脱了镣铐，打破了牢笼，摘掉了“文艺沙皇”的桂冠，走向民间，恢复了自己。晚年周扬虽不能说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但毕竟不再是俯仰由人，甘当一种“思想”的“宣传者”的传声筒角色；努力本着自己的声音吟唱，依靠自己的良心思考，维护着人格独立、人性尊严。

　　参考资料
　　注１  转引自康濯：《挽周扬舒群》，载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文艺报》。
　　注２  《周扬文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０页。
　　注３  同上书，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注４  同上书，第２２７页。
　　注５  同上书，第３２９页。
　　注６  同上书，第２１４页。
　　注７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０页。
　　注８ 同上书，第６０页。
　　注９  《周扬文集》第２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７４－４８０页。
　　注１０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７７页。
　　注１１ 《周扬文集》第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页。
　　注１２  《周扬文集》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８页。
　　注１３  《周扬文集》第４卷，第２１页。
　　注１４  同上书，第２２页。
　　注１５  同上书，第１５页。
　　注１６  姚文元：《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载《红旗》１９６７年第１期。
　　注１７  《周扬文集》第３卷，第３８４页。
　　注１８  同上书，第３８０页。
　　注１９  《周扬文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６页。

　　作者简介：顾骧，男，江苏人，文艺理论家、作家、研究员，曾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