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用舒

　　【摘  要】周谷城是２０世纪卓有成就的革命家和学者。他在学术领域涉猎极广，对历史学更有突出的贡献。他不仅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即“历史完形论”，为史学研究开创了新理论、新思路、新理念。而且，他学贯中西、见识精湛、中外结合、中外兼顾，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众多史学著作中耸立的两座丰碑。周谷城还以大量的史学著作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教育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英才，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周谷城  史学  “历史完形论”  《中国通史》  《世界通史》  贡献

　　周谷城（１８９８－１９９６）是２０世纪杰出的革命家和学者。他既是爱国民主斗士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功勋卓著；又治学极广，哲学、史学、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均有建树，成一家之言。特别是历史学，周谷城更是一生钻研，以一人之力撰写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巨作，成就为一代史学名家。
　　笫一，周谷城以革命者的科学精神，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坚持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实事求是，提出了“历史完形论”，从而建立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
　　周谷城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北京高师读书，曾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感兴趣。对于学生爱国运动，周谷城更“直接参加，摇旗呐喊”。认为“这个运动得到了很大的结果”，“学生造成那么大的运动，喊出‘处罚媚外官僚’，要阻止中国外交官在国际和约上签字，而且成了功。”注１ 周谷城不仅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而且重视社会实际问题。曾具体考察当时社会阶级状况，参加辩论，批评胡适：“你说没有封建制度，就没有封建势力，那么英国没有民主制度，而有民主精神，那又何说？”注２ １９２１年，周谷城回到长沙，曾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１９２６年，周谷城投身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运讲习所讲师，运用《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观点，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发表《论租谷》、《中国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等文章，明确指出租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具体表现。大革命失败后，作为革命者的周谷城，仍在大学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坚持宣传革命理论。
　　周谷城的这种革命精神，贯穿于他的史学研究之中。一是强调实事求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研究历史。周谷城非常重视史学研究的知识积累，古文、外文均有扎实的功底，在浩瀚的中外史料中能涉猎搜寻、去粗取精、运用自如。他在史学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成果都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都是在研究、比较考释各种史料中形成的。二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见解，鄙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求学期间，周谷城就敢于坚持真理，与学术权威进行学术上的争论，维护自己的独立见解。以后，他通过研究，否定了蔡元培关于“史学本是史料学”等权威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历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做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注３ 。即使在学术争辩中处于少数，遭到围攻，周谷城仍能坚持独立见解，追求学术真理。三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百家争鸣。早在学生时代，周谷城就作为北京高师的“主辩手”，参加了“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的大辩论。民主革命时期，周谷城在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中国社会史、中国现代史、全盘西化等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胡适等人的错误意见。建国后，周谷城在逻辑、美学、史学等领域参加学术争鸣，促进学术发展。在学术讨论中，周谷城主张畅所欲言，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以权、以势压人的霸道作风。四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历史。周谷城从五四时期开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社会、研究史学。可以说，他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一道，组成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周谷城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辞句，给史学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五是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大革命时期，周谷城以“租谷”为突破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实质，为农村大革命蓬勃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认为：“无论什么学问，都要直接间接地好好地为现实服务”。史学的研究，应该“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强调史学“必须有鼓舞作用”，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注４ 。
　　周谷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是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为此，周谷城于１９３９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即“历史完形论”。所谓“完形”，即说历史本身是“全局性”的，是“完整的”，研究历史，要着眼于“全面、完整、整体”的形态，不能将历史割裂，弄得支离破碎；不能四分五裂地反映历史，要把历史当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完形论”内容丰富，其要点大致是：
　　首先，“史料非历史”。周谷城指出：“史料是历史的片段，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完整的历史之自身决非即等于片段的史料。”“史学家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从而编著史学书籍；但并不把史料当历史，而只把史料当做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若研究只止于史料的本身，考究其来源，分解其成分，加以分类，加以排比；这属于史料学或史学概论的范围。”注５ 他认为蔡元培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虽然对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空疏流弊有积极作用，但却不是正确的观点，史料“并不是历史之自身”。
　　其次，“史观也不是历史自身”。周谷城指出：“史观云云，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看法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之自身却大不可。”注６ 对历史的看法并不等于历史之自身。
　　再次，“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周谷城说，历史这个名词代表两层意思，一是“历史之客观存在”，或说“事情之自身”，可称为“客观的历史”。一是“历史之文字的表现”，或说“事情之纪述”，可称之为“主观的历史”。只有懂得这两层意识的区别，才能懂得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
　　又次，历史即“人类过去之活动”。周谷城指出：“截至今日为止，所有历史书籍都不看重这一点，甚至完全遗漏这一点。于是历史书籍中所见的只是记事文字之摘录，或典章制度之说明，或个别史料之排比，而不是过去活动之显现。换言之，史书中所见只是静止而不是活动。”注７ 周谷城举例说，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史家所撰写的史书，也只有评述已成立了的朝代，而忽视记述朝与朝之交的剧烈变乱情形，将历史“内容最丰富的单位”忽略了，所编史书也就缺少了“活力”。
　　更次，正确认识“历史自身之存在”。周谷城指出：“人类过去之活动或历史即有其自身，即客观的独立存在；而不是因我们加以认识而始存在的；那么我们研究此活动之时，换言之，即研究历史之时，便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即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注８ 在此，周谷城认为，研究历史以“资鉴”为目的的传统说法，是“破坏了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有严重的偏颇性的。当然，“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功夫，却并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条，从而了解此全体。”注９
　　周谷城从上述“历史完形论”的思想出发，批评了中国史学家常用的几种体裁的史书（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的共同缺点，就是“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他强调研究历史应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才能写出具有“历史完形”之通史或其他史学著作。周谷城自己正是把这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完形论”——贯穿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思路、新理念。
　　笫二，周谷城在“历史完形论”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整体及各方面的研究，更通过《中国通史》的出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史研究体系
　　周谷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首先是从中国教育史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在上海译书卖文为生，同时继续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２９年前后，周谷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章，并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中国教育小史》。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叙述秦以前、汉唐、宋元明清、近代的教育，最后为结论。他指出中国历代教育的特点是：偏重贵族；注重古典；注重政治人才或维持地方风化的人才；注重宗古精神。主张开展平民教育，培植个性发展，为提高与发展国家的经济力服务。
　　接着，周谷城积极参加了三十年代初期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当时，一些反动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周谷城在论战中指出：“研究中国，当然不外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用意，当然又在要改造中国”。进而指出，研究中国有两种人，“站在国际资本主义方面研究中国问题的，只是替国际资本主义者作统治中国的先导。站在我们自己的地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目的应该在改造中国。”因此，“研究中国问题，必具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以图改造中国的最大愿望”注１０ 。为此，周谷城于１９３１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史论》上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社会自古至今的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阶级作了全面分析，强调了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必然发生。１９３２年，周谷城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史论》中篇〕，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化，是中国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１９３３年，周谷城出版了《中国社会之现状》〔《中国社会史论》下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历史是一部斗争史，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社会阶级、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思想的变化和现状，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１９８７年，上述三书合为一书，以《中国社会史论》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
　　抗日战争开始后，周谷城又完成了《中国政治史》一书的写作与出版。他说“本书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制度史；更与一般专讲理乱兴衰之政治史绝不相同。理乱兴衰为政治现象。然政治现象为各国社会势力所造成。故善为政者，应该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之主要社会势力。本书着重研究这一点，在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亦不多见。”注１１ 他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只能愈接近民主，专制将为历史所唾弃。周谷城强调民主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实际上是对蒋介石专制政治的批判。此后，周谷城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的文章，呼吁中国民主政治的到来。
　　１９４４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一文，开始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并于１９４７年出版了以《中国史学之进化》为书名的史学论文集。周谷城指出：“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可见，历史是独立的，史学则“依存历史而起”。因此，“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注１２ 主张明确史学的对象，确立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的方法，从而创造新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谷城关于中国史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先后发表了《奴隶社会意识形态之研究》、《圭田辩》、《庶为奴役》、《历史发展与学术变迁》、《中国之中世纪早期》、《史学的全面观念》、《论朝代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奴隶主与经古今》、《封建长期似乎不长》、《论古封建》、《论封建社会长期说》等学术著作。
　　周谷城对中国史研究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中国通史》一书中。《中国通史》为上下两册，共６５万字，１９３９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开明书店在为该书作的广告词说：“周君本其十余年的教授经验，汇合最新的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用来说明中国数千年往事，轻快自然，头头是道，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用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辑方法。文辞诚朴，动人情感。”注１３ 据莫志斌统计，《中国通史》共印２１次，发行１００万册以上。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港、澳、台及南洋地区，都受到欢迎，堪称周谷城史学著作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中国通史》及其他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新颖的见解，现仅举几例如下：
　　应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比较、评论。研究历史，周谷城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只有经常拿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比较，才能防止一些不应有的偏向。研究中国史，应多读点世界史，“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进一步的考虑，或更切合现实的考虑”注１４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史，千万莫把世界史的那个全局观点丢掉了，一定要和世界史结合着研究。”注１５ 到了晚年，周谷城仍一再强调：“只有了解世界文明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文化，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才能看准世界的发展趋势。”注１６ 他曾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和犹太旧约、基督新约、可兰经、波斯祆教经典、印度吠陀经典、佛教经典作比较，认为他们“皆属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遗产”注１７ 。周谷城主张中外历史比较，并非用世界史的结构来套中国史。如关于世界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始点，世界近代史始于１６４２年的英国产业革命，即“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因此，有人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始点定于明朝，甚至宋朝。对此，周谷城批评说：“宋朝既不是中国产业革命开始期，也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期。”应该定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为始点，“我们定近代史开始期，依社会发展史为标志，因符合马克思主义，依反抗外国侵略和压迫为标志，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注１８ 可见，周谷城强调中外历史比较，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并非用世界史的结构来套中国史，简单地用世界史的标准、模式削中国史之“足”，以适世界史之“履”。
　　《中国通史》在历史完形论的指导下，表现了以“通”为特征的整体历史观。周谷城在该书《导论》中，就“通史”之“通”发表了独特见解。他首先分析评价了传统的关于“通史”的四种见解，认为都不能反映“通史”的内蕴。强调“通史”必须建立在历史完形论的基础上，即必须了解历史自身之存在，把握历史自身之完整形，决不能毁坏历史之完形；在分解历史的各种要素时，必须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求得历史自身之完整性。《中国通史》结构严密，反映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纲目明晰，说明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特性。全书从原始社会到五四运动，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叙述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段是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到公元９年的古代史，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主要“是由并立的诸侯归并为统一帝固的归并过程”。第二段是公元９年到五代末〔公元９５９年〕，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第三段是北宋到鸦片战争，是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解体时期。第四段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每段有序论，首尾相接，构成一部统一、完整的中国通史书。
　　通史和专门史、断代史的区别与联系。周谷城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是与人的整体同在的一样。离开了手、足、耳、目等不能有整体的人，离开了整体的人不能有手、足、耳、目等。部分是全局所有的部分，全局也可以说是部分所有的全局。”因此，“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部分互相联系看，互相制约着：既不是空洞的‘一’，也不是散慢的‘多’。”注１９ “通史”在于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但不能代替专门史、断代史。要研究会通各部门的历史，不能不利用专门史，以究其部门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某一朝代的兴亡功过，不能不产生各种断代史，但各朝历史之和不等于通史。研究历史，不可能不利用各种史料，但个别史料的考释，只能说明某一特定的方面，既不同于整个历史的有机组织，也不能以偏概全代表整个历史的发展。
　　提出“东汉后期封建说”。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史学界长期讨论的热门课题，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周谷城独辟蹊径，自倡一说，提出“东汉后期封建说”。首先，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周谷城指出：“封建”有两种，一是古封建，即奴隶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制；二是中世纪的封建，统一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封建诸侯国的没落。秦汉时代，奴隶主势力很大，奴隶的使用很普遍。到东汉王莽时，才更天下田为王田，改奴婢为私属。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应“以公元９年，王莽篡汉政权那一年为开始之年。”注２０ 其次，周谷城以世界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史，指出世界奴隶制的十大特点：“铁的发现和使用；农业及手工业的进步；城市工商业的发达；自由竞争的激烈；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或平民的斗争；法或法制的出现；宗教经典的形成；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激烈；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封建等级国的完全没落。”注２１ 上述特点在周、秦、西汉各代，均有明显反映，“由全局看局部，我们觉得把秦、汉归入奴隶阶段，较为正确。古代埃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印度帝国、罗马帝国等，无不是征服许多部族或国家扩大而成；这些帝国方盛之时，无不是奴隶社会全盛时代。秦汉帝国与这些帝国同一系列，其内容断不会相差很远。”注２２ 总之，周谷城的“东汉后期封建说”，独具特色，论理充分，当为一家之言。
　　周谷城关于中国史的创见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农民起义原因、作用的分析；对一些古字的考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变；关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等等。周谷城总是在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解，令人深省。学术界都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农轻商国家”，周谷城却不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认真考察了春秋以来商人势力的作用和影响；各朝政府对商人、商业的政策；商人与秦统一的关系；北宋后商人势力的兴盛等情况后，得出了“专制时代的中国，未尝不重商人”的结论。他说：“商人需要集权政府，故帮助集权政府；政府得商人的帮助，愈能发挥其效用。因此之故，绝对专制的发展，与商人势力的扩张是相依的。”注２３ 这些见解，别开生面，给人意想不到的启发。
　　第三，周谷城对世界史有精深的研究，是少见的中西兼顾的史学大家，特别是他的《世界通史》，更是其史学著作中的一座丰碑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家都只研究中国的历史，少数治学甚广的史家，也只是兼顾周边的少数民族及藩属国的历史。２０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联系急剧地加强，中国史学界才渐渐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世界史的史家，出现了两支专门史家队伍。但是，两支队伍基本上没有联系，很少交流，而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分别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各领风骚。中国史研究人员对世界史不甚了解；很少从世界发展的全局来分析、认识中国史；也很少从世界史的全局中评析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处之地位；在众多中国史著作中，对世界大势、中外交流均缺乏有份量的评述。同样，世界史研究人员更极少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研究；很少探讨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一些世界史著作中竟不包括中国史，似乎中国不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在中国史学队伍中，能学贯中西、融会中西，对世界史、中国史均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则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周谷城则是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史学名家。
　　早在北京高师求学的五四运动期间，周谷城就开始接触国外的一些政治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乌托帮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有所了解；也开始认识一些欧美国家状况。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曾翻译出版一些外国政治思潮著作。１９３８年，周谷城在《公众丛书》第三辑中发表《近代欧洲演变之动力》一文，可能是其第一篇研究世界史的论著。该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物质条件，据此将欧洲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重商主义之抬头与专制政治之成立；产业革命之发展与民主政治之演进；帝国主义之形成与欧洲大战之经过；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恐慌以后之欧局。”注２４ １９３９年后，周谷城在暨南大学任教《世界通史》、《世界史学史》，开始了对世界历史的系统研究，不断发表关于世界史的论文和译作。１９４９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世界通史》第１－３卷。《世界通史》的出版，确立了周谷城在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地位与领先水平。建国后，周谷城发表了《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形势》、《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评柴尔德的古史研究》、《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等论著，以及一些关于世界史的书评。
　　周谷城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
　　一是在“历史完形论”的指导下，“力求得出世界史发展的统一整体，或有机组织”。首先，认真组织材料。他认为若“偏重统一整体，材料不多，不免空疏；单有丰富材料，而看不出统一整体的有机组织，则一定流于繁琐。”因此，“在仔细审核材料的同时，必须高瞻远瞩，注意整体。”其次，务必力求“得出历史的规律性”。他批评“今日世界通史著作，仍是单纯堆砌零碎事件者多，阐明有机组织统一整体者少。现在世界通史有如百科全书，按目录或索引检查，可以查到个别事情的知识，这是优点；阅读全书，了解世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则很不易。”注２５ 再次，“世界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研究世界史，就必须利用国别史；而且世界史的写作，也离不开对具体国家的介绍。但是世界史并不是简单地把国别史加起来，各国通史之和并不等于世界通史。在世界通史的写作中，要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要特别着重写世界各国相互的关系，给人以世界是一个统一有机整体的感觉。
　　二是提出“世界史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说：“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注２６ 周谷城正是这样认识的。他认为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自从产生了人类，人类与自然就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相互制约、相互进化、交错发展。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的进步离不开自然的发展。在《世界通史》一书中，写了宇宙的进化、地球的进化、生物的进化、人类社会的进化、科学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几者相加相合、相互促进，从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历史。
　　三是强调社会实际生活、物质文明、科学文化等是构筑世界史的主要内蕴，从来没有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的东西带进自己的著作，更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构建世界史体系。周谷城的世界史著作，完全不同于大讲阶级斗争、充满刀光血影的空泛说教，而有着较浓厚的社会实际生活和文化气息。
　　四是指出世界历史是多元发展的，但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是分阶段、有重点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讲了六个文化区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并存中相互交往、交叉、渗透。第二卷着重讲欧、亚、非三洲的相互联系和交往。第三卷则以欧洲为重点，兼及其他各洲。
　　五是用中国史的内容和史料充实、丰富、完善世界史的内容。周谷城有深厚的国学和古文功底，对中国历史典籍熟于指掌。《汉书》、《史记》、二十四史等官方正统史书中，对外国史有不少极具价值的史料；《大唐西域记》、《诸番志》、《岛夷志略》、《异域志》、《西游录》、《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私家著述和野史，对国外各国作了介绍，有着更多的史料。周谷城善于利用这些史料，并曾特别撰文，介绍中国史家、史籍对世界史的研究成果与状况。
　　周谷城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坚决反对把欧洲当做世界的中心——“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世界史学界近代形成的一种错误的偏见。当欧洲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经济迅速发展，军力急剧膨胀，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掠夺殖民地。他们为了给侵略找借口，宣传白种人优人一等，应处于世界领袖地位。欧洲史家也趁机称霸世界史坛，泡制了“欧洲中心论”。国内也有不少史家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周谷城则是这一论调的坚决反对者。
　　首先，周谷城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的具体表现。一是借亚、非古国为欧洲史的开端，给它们加上“近东”、“远东”、“古代东方”等称谓，“造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二是以欧洲为世界史的中心。周谷城说：“欧洲中心论”者对世界“古代史只讲希腊、罗马。中世纪讲了基督教、封建制、文艺复兴、民族国家、专制政府、地理大发现等。所有这些，又都只限于欧洲。”注２７ 周谷城以两本《世界中世纪史》为例：内容几乎全讲欧洲，一本３２８页，讲亚洲仅１８页；一本３７１页，讲亚洲仅２３页。三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仍以欧洲为中心。周谷城指出：“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大转变的一个标志。在此以前，世界范围，限于旧大陆；在此之后，则扩大到亚、澳、欧、非、南北美。在此以前，世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者为黄种人；此后，世界历史上的主导地位渐渐转移到白种人方面去了。在此以前，白种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欧洲；此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各地方去了。这些人多是富商大贾，属资产阶级；他们与各自的政府勾结一气，在欧洲以外各地横行无忌。”注２８ 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家，只讲欧洲向外扩张，却不讲被侵略、被奴役的国家。四是为欧洲向外侵略唱赞歌。被欧洲奴役的各国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却被侵略、受剥削，强迫接受欧洲文化。资产阶级史家反而说是“白种人的负担”，可见，拥护侵略、美化侵略，即是欧洲中心论的实质。
　　其次，周谷城强调了“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的四大理由：一是“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于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我们发言并不一定只称希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注２９ 二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并非最早出现于欧洲”。欧洲封建制始于公元五、六世纪之交，中国封建社会的出现却要早得多。据“西周封建说”，较欧洲早１５００多年；最晚的“南北朝封建说”，也比欧洲早半个世纪。可见，“以五、六世纪之交为中世纪的开端，只能适用于欧洲史，而不能适用于世界史。”三是海外活动，并不限于欧洲人，而且不是欧洲人最早。中国郑和出使西洋３０多国，前后７次，都在十五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欧洲人的海外活动始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比中国晚了八、九十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我们忠于历史事实，更应先讲海外活动最早者，以见世界大势转移的真相”。四是“不能让白种人替我们‘负担欧化的包袱’，亦即所谓‘白种人的负担’。”周谷城强调，欧洲人到亚、非、拉各洲是侵略、是扩张。“只注意扩张和侵略，自然会以欧洲为中心。要反对扩张和侵略，就不能不从亚、非、拉丁美洲诸国的历史，作正面的叙述。”注３０?演可见，以欧洲为中心只是侵略史，并非真正的世界史。
　　再次，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为反对欧洲中心论树立了榜样。他“编写《世界通史》时，不从单一个角度写起，而是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第一册“一连举了六个古文化区：曰尼罗河流域文化区，曰西亚文化区，曰爱琴文化区，曰中国文化区，曰印度文化区，曰中美文化区。”注３１ 第二册主要讲亚、非、欧三洲的关系，“自古波斯的兴起，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西鲁士创国的前后起到蒙古势力全盛，也就是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势力达到欧洲的前后，近两千年。在这期间，亚、欧、非三洲政治势力的存在、发展、变化，是这样安排，虽不说前后秩序条理井然，然重点毕竟突出了。”注３２ 第三册以欧洲为重点。周谷城说：“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等于抹煞世界史上某一个时期欧洲是重点。若没有重点，不仅没有世界史，也没有历史的本身”。公元十六世纪起，欧洲经济发达，人口增加，积极向外寻求通道，“在重商主义下，西、葡、荷、法、英各国的商人先后到世界各地活动。几百年中，竟使亚洲各国震动不安，非洲土人加速奴化，南北美洲被欧洲移民者所占领。欧洲人称此为欧洲的向外发展。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上，确实成了重点，这是事实，不能否认，如实叙述是应该的。”注３３ 可见，周谷城是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只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否定欧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作用。
　　第四，周谷城一生史学著作极丰，从事史学教育达半个多世纪，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人才，为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谷城一生，“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史学著作甚丰，不仅有十多部史学专门著作，而且有一百多篇史学论文。此外，他有关教育、哲学、美学、政治等著作中，也和史学有关。这些史学著作为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爱好史学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品，为中华民族史学素质的提高贡献了一份力量。１９３０年秋，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１９３２年秋，周谷城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从此，周谷城以主要精力从事大学史学教育工作。１９４２年，周谷城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授。１９４６年任历史系主任，讲授《世界通史》课程。建国后，周谷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历史系主任、教授。１９５２年，周谷城当选为中国历史学会理事，被聘为中国历史研究所顾问。１９８８年，周谷城因其学术上的丰功伟绩，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从事大学史学教育六十多年，其弟子当以万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史学专家和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实是难以估量的！

　　参考资料
　　注１  周谷城：《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周谷城教育文集》第４２２页，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注２  周谷城：《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载《周谷城教育文集》第３９８页，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注３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３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４  周谷城：《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５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３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６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３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７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３９－４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７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４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８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４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９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４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１０  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下册第６６９页，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注１１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弁言》，中华书局１９４０年出版。
　　注１２  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２９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１３  转引自莫志斌：《周谷城传》第１３６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注１４  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７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１５  周谷城：《史学与美学·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注１６  周昭华：《我的祖父周谷城》，《世纪》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注１７  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及帝爱国》〔周训芳记录整理〕，《世纪》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注１８  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８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１９  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７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２０  周谷城：《论古封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２７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２１  周谷城：《封建长期 似乎不长》，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２８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２２  周谷城：《中国奴隶社会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２５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注２３  周谷城：《中国通史·结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年出版。
　　注２４  周谷城：《近代欧洲政治演变之动力》，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４３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２５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１２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出版。
　　注２７  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４４－１４５页，人民出版社。
　　注２８  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４５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２９  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４７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３０  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４９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３１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１３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３２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１４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３３  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１１５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陶用舒，男，安化县人，湖南城市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湖湘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