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宪新

　　周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者。半个多世纪，周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周扬三十年代在上海，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站在我们党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前哨，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上海《文学月报》第五期发表了鲁迅至周扬的一封信，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是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四期发表了芸生写的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鲁迅的信首先赞扬了刊物的进步，然后指出，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战”；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封信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了解芸生这首诗的来龙去脉，可以深层次的了解当年周扬在上海的革命斗争情况。

　　 周扬１９２５年从长沙湘雅中学考入上海国民大学，１９２７年进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受到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潮流影响。他是郭沫若“诗歌的狂热的读者”，同时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１９２９年周扬留学日本，在日本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打下了理论基础。１９３１年周扬回国，投身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进攻上海，１９路军奋起抵抗，中共领导上海工人罢工支援１９路军，当时在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的周立波担任印刷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３２年２月６日下午张贴传单时被捕。周扬认识神州国光社总编辑胡秋原，请胡出面保周立波出牢，胡秋原不肯保，引起周扬气愤，发表了芸生辱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鲁迅的批评当然是对的，对左联的创作与评论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关心、教导。但从中也可以了解当年斗争的艰苦。

　　在当年上海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白色恐怖下，周扬等左翼领导肩负推进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重任，以鲁迅为旗手，率领和团结广大革命文化工作者，坚持白区文化战线上的对敌斗争，保持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同国民党反动文人论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向，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促进了革命文艺的繁荣。他主编左联机关刊物，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介绍了高尔基等苏联文学，探讨了许多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周扬在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中所作的工作，具有启蒙性、开拓性、基础性意义。作为领军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上海十年，周扬由一名文学青年而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左联的领导与骨干，这是党的培养、革命斗争的锻炼、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１９３７年９月，由党组织安排，周扬到延安，担任了边区教育厅长、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后来又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为边区教育和抗日救亡文化作了大量工作。

　　１９８０年在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扬作了关于《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的报告，认为左翼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光大，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前驱。周扬批评了贬低革命文学、贬低“左翼”、专门把受过左翼批评的人抬得很高的倾向；指出当年鲁迅和梁实秋论争到底谁是谁非，是非界限不能模糊。周扬充满感情地说，从事革命文学，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牺牲，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指出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这十年，有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尽管左翼文化运动中周扬有过左倾错误，也有过宗派主义错误，左翼文化运动本身也存在左倾幼稚病的历史局限，但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周扬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评价左翼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左联两个口号之争。左联是共产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影响不断扩大，左翼文化运动不断深入的产物，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当年的左联文艺战士对左联是一往情深的。如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后记中写道：“左联是我热爱的一个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五位作家的鲜血染红了它的历史的首页，它有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同志这样一些杰出的、活跃的作家和领导者。它冲破了国民党无数次文化围剿，虽然遭受了敌人几次重大的破坏，它还是继续地战斗。”１９３６年６月以后，左联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批评周扬等人喊口号，争正统，有宗派主义。对此，周扬后来是认账的。１９７８年美籍华人赵浩生访问周扬时，周扬对两个口号之争作了回顾，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既有右的错误，又有“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两个口号之争，与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与周扬等人还年轻、不甚成熟有关，当然也与王明路线的影响不无关系。１９３５年底，周扬等左翼领导人了解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读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驻共产国际的肖三关于解散左联的指示信后，决定适应形势需要解散左联，并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开始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当他们读到鲁迅的文章后，就停止了论争。两个口号之争早已有历史定论，但至今仍有人利用鲁迅对“四条汉子”的批评语句，作为贬损周扬一生的论据，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公正的学术态度。

二

　　周扬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管理论、文艺。１９７９年以后，周扬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他一直是思想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导者，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功绩应当写入历史。

　　王蒙在一篇回忆录《周扬的目光》中写到，１９８２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听周扬的总结报告。周扬讲，有一位作家认为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周扬说，大概在某些作家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是不讲良心的，但在某些政治家中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搞自由化的。说到这里，会上笑起来。但周扬很激动，半天说不出话来，流出了眼泪。过去江青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说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这完全是谬论。现在有人又认为周扬的历史是“左”的东西占主线，无功可言。这种看法也是违背历史的。对周扬建国后十七年犯的“左”的错误，我们应该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评价。周扬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李辉在《摇荡的秋千》一文中说，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内心的矛盾决定了行为的矛盾。周扬是五四时代历史熏陶出来的人物，身上有着很深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的美学观，了解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又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精髓——现实主义。他对文学艺术有独到的见解，对先进文化建设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是文艺政策的制定人也是执行者。“左”的思想和宗派主义影响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并让他办了不少错事。但综观周扬在建国后十七年，他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历史的贡献。１９７８年后新时期他对很多问题有深刻反思，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一是对戏曲改革工作的贡献。戏剧曲艺对群众影响十分大，为群众喜闻乐见。我国有３００多种戏曲剧种，上万种剧目，建国初有５万多个剧团。有许多优秀演员，优秀传统剧目，但精华与糟粕杂陈。全国一解放，周扬就开始抓戏曲改革，戏曲艺术继承与革新工作。当时按有益无害原则首先禁演了一批坏戏，整理了剧团，分析和整理京剧剧目。１９５０年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１９５２年在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参加会演的２３个剧种、１６００名演员、演出８２台戏。周扬作总结报告。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盖叫天、王瑶卿等演员得荣誉奖，１２０名演员得表演奖。《梁祝》等９台戏得奖。毛泽东、周恩来看了戏，周恩来作了报告。从此以后，戏剧发展很健康也很快，满足了人民群众需求。如黄梅戏《天仙配》至今受到喜爱。１９６４年又举办了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３７台戏，周扬作总结报告。当时中南也搞了观摩演出，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至今受欢迎。

　　 二是对推动文艺创作方面的贡献。周扬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大力推动和鼓励文艺创作，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故事片等。当年创作出版了一批好的小说，如“三红一创”、《青春之歌》等。他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予以首肯。组织歌剧和电影《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戏剧方面如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李伯钊的《长征》以及《十五贯》、《朝阳沟》等；组织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电影方面周扬有很大贡献，如《李双双》、《满意不满意》等喜剧电影的创作。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如王蒙、郭兰英、张瑞芳等等。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这与周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是研究制定党的文艺政策。主要是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８日颁发的经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审阅的《文艺八条》。八条原来是十条，由周恩来主持，周扬为主研究制定，对促进文艺繁荣，保护文艺人才起了较大作用。

　　 四是领导文科大学教材建设。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周扬发起组织，他亲自参加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历史、文学、外文等教材的议论会。对蔡仪主编的《文艺概论》，他从最初设想、提纲制定到修改定稿都参加了，讲了详细意见。１９６１年４月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学院教材编写会，周扬作报告，就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史与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有与无的统一，中与外的统一；正面与反面的统一；多与一的统一；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新老专家合作等问题谈了意见。到１９６５年６月，新编教材６８种１６５本，正在编的１５６种３６７本。这次教材编写意义十分重大，是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重大建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科教材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双百”方针。

　　五是周扬在新时期对思想解放的突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站在思想解放潮流前列，作了大量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年思想解放中的旗帜性人物。他认真反思了十七年文艺战线“左”的错误；写了许多关于文学、曲艺、音乐等方面的文艺评论，作家艺术家论；参与了一系列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活动。１９７９年他主持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继承与革新三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人物，要看其历史贡献。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我们今天应该从周扬所处的历史条件，从事实出发，具体地分析他在十七年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评价周扬对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所作出的众所公认的功绩。

三

　　周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除了文化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外，他的主要贡献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

　　浏览《周扬文集》、《周扬序跋集》、《周扬近作选》，我们可以看出，周扬在文艺理论领域涉及面很宽。周扬最早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翻译了《生活与美学》。研究过别林斯基、研究过苏联文艺。在延安，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翻译编辑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撰写了大量论文。建国后作了大量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许多论点、见解、看法。

　　对周扬的理论贡献要放到２０世纪世界文艺理论的格局中分析。２０世纪最科学的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散见在他的许多著作、书信与笔记之中。卢卡契说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个体系不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一类选本中，而是存在于经典大师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另一方面是以葛兰西、卢卡契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这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胡风等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到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

　　周扬在介绍、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过程中有着杰出的贡献。周扬在理论上的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现实相结合，为创立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一，系统地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周扬的文章和报告中介绍、评述和涉及到的马列文论，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一是《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和美的本质，美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人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关于异化劳动与美，关于美感的社会性质等方面的论述；二是关于艺术生产规律的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艺术生产的一般历史发展，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的原因分析；三是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一些书信中关于悲剧的审美特征的论述；四是关于真实的描写现实关系，关于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关于典型的创造，关于莎士比亚化，防止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论述，关于以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为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等重要思想；五是恩格斯致《城市姑娘》作者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关于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的论述；六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关于托尔斯泰论的精辟评论，关于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论述等等。

　　第二，最早地完整地阐述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周扬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在《译后记》中他中肯地分析了“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指出，承认美是生活，这样艺术就只有在对生活的忠实的反映中才能获取美，车尔尼雪夫斯基使艺术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１９３３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他指出，这个口号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的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的。１９３６年，他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全面阐述了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此外，在周扬大量的作家论、作品论中，如在对《日出》、《雷雨》的评论中，宣传和阐释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三，始终坚持现实的人性论。

　    周扬早年在《论〈雷雨〉与〈日出〉》论文中提出了“人性的解放”。后来，评价郭沫若新诗，高度肯定《女神》张扬个性，表现自我，呼唤实现人的自觉。１９５５年周扬写了《纪念〈草叶集〉和〈堂·吉柯德〉》的文章，肯定惠特曼的贡献在于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１９８３年他在党校的报告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重要地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当然，他也批判过人性论，但是，应该说人道主义始终贯穿于他的理论研究、作家作品评论之中。

　　第四，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形式论。

　　周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了文学大众化问题。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扬充分肯定赵树理创作“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还倡导组织了延安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五十年代，他倡导新民歌，发表论文《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１９８３年《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

　　第五，新时期关于思想解放的论述。

　　在新时期我国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周扬站在时代潮流前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新时期的实际，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改革，提出了许多理论见解。１９７９年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６０周年作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１９８３年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周扬关于思想解放的两篇重要文稿、代表作。

　　总的说来，无论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还是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周扬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但是关于周扬文艺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可以说，还根本未破题。周扬留给我们的许多理论著述，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目前周扬作品、著作的系统整理和出版还有大量工作要作，缺乏权威版本，一些日记、书信、手稿收集很不够；对周扬研究停留在生平介绍和回忆录上、单篇论文评介分析上，对周扬的文艺思想及其来源、形成、特点、意义，对周扬文艺理论的学术成就，缺乏系统研究；没有放在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没有放到湖湘人才群中去比较、去分析；没有联系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来研究。不仅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不够，而且缺乏研究人才，没有形成研究群体。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周扬，对于总结历经验教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周扬，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的许多方面，是思想文化领域一项艰巨任务。这需要志愿者、爱好者来研究，更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