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

□　顾骧

　　作为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周扬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生活和战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多方面有着深湛的研究与建树，而尤以文艺理论更为卓著。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把当时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与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十年代，他编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这本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热情的赞扬与肯定。对文艺界的理论建设，影响深远。建国后，周扬同志在文艺理论上自有其杰出贡献，同时，毋庸讳言，也有失误之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在党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健康氛围下，则易显其思想上的睿智与理论上的卓识。比如，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早春天气的１９５７年４月，他《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便是一篇正确总结文艺战线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科学地阐述党的文艺方针的精彩之作。１９６０年冬开始，党中央对“左”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作某些调整，文艺界曾一度思想活跃。他主持撰写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对于科学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说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社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扩展成“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是对《讲话》的丰富和发展。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以及个人专断的作风，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党的工作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在指导方针上也有严重失误。处于文化战线领导岗位上的周扬同志，自难置身事外。他也曾执行过某些“左”的政策，宣传过某些“左”的理论。这里固然有他应负的责任；但，若检读周扬同志这一时期的全部言论，不难发现周扬同志的隐衷。且不妨去翻翻“文革”中红卫兵编的“黑话录”之类，个中透露了周扬同志许多未构成正式文献的言论，对“左”的思潮和理论，有过多么剀切的批评与抵制啊！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窥见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损害，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矛盾心情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艰难。惟其如此，才在延续十年的大动乱方始之时，他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修正主义分子”，用以为那场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祭刀。十年内乱，八载楚囚。敉平林江之乱后复出的周扬同志，已霜满两鬓，垂垂老矣。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社会安定，政通人和，世道清明。此时，周扬同志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仍然才思敏锐，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几年来，他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１９７９年春天，他所作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演，对于起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与科学的论证。他认为这是继“五四”运动与延安整风之后，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同年秋，他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高屋建瓴，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三十年的文艺经验，对如何处理好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盛衰成败的文艺和政治、文艺和人民生活、文艺上继承和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五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报告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四次文代会在当代文艺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确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力图从历史经验中找出规律，以指导未来。他从自己半个世纪的亲身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左”倾思潮在文艺领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他为诊治这痼疾顽症而不遗余力。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经过十年动乱，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看得比较清楚了。周扬同志经常公开地，对“十七年”中的某些错误，坦然进行自我剖析。同时，对于在“十七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总是诚恳地、不厌其烦地一再表示歉意。他不文过饰非，不上推下卸。这种坦白襟怀，磊落气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品德修养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问题。１９８３年春节期间，他在天津市一次讲话中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文学。我们就是认识客观世界，谁认识得正确，认识得深刻，谁就掌握真理多，犯错误少。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错误有什么可怕呢？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所以说，不敢讲自己的错误，回避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从１９８３年以来，周扬同志身体欠佳，常因病住院治疗。但他并未为病魔所压倒，在艰难的境况下，仍勉力为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疲倦地奋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讲话，对许多文艺问题进行了评述。最近，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这是从文艺战线的实际出发，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深得人心的号召。我觉得，周扬同志这两年的文艺论评，是与耀邦同志号召的精神相一致的。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文艺工作不应游离于四化建设这个中心，更不应背离这个中心。我们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是要致力于文艺的繁荣。“破”字当头，无休止地进行“大批判”，弄得林暗卉殚，与文艺工作总任务不合。针对历史的教训，周扬同志鲜明地提出“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的命题。他说，“我们平常一讲到服务行业，常常多少带一点看不起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文艺界、也是个服务行业。没有理由看不起服务行业。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他们服务的。”

　　要使文艺为四化建设的人民服务得更好，要使文艺繁荣，文艺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是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党的基本方针。要发扬文艺民主，艺术自由。这是周扬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他数年来所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他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问题的讲话中，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什么也办不成、办不好的。我们的农业战线之所以取得迅速的极大的成就，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在于善于调动文艺工作者（包括专业和业余）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学术文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他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不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了。另一方面，我们主张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掌了权，如不保证创作必要的自由，谁来保证？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限制得太死或强求一律是不行的。一定要保证必要的自由，必不可少的自由，这不是自由化。……所以创作上特别是艺术风格上是应该给予必要的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风格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我们说保证作家的权益，这就是最大的权益。……你不多样也不可能。要允许多种颜色。毛主席讲过，世界就是多样的统一。所以在艺术问题上应该宽一点，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而在学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自由。这并不是自由化。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针，是最受广大文艺工作者欢迎的方针。”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讲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意见：“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两个自由，一个是充分讨论的自由，一个是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学术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这就是百家争鸣。艺术形式和风格越多样越好，这就是百花齐放。”“对艺术上的问题，只要不涉及政治上重大原则的问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讨论，不一定急于做结论，这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同年，他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还从学会领导和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讲“百家争鸣”的重要。他说：“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他在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期间谈话时指出：“学术发展，学术提高，只有通过开展自由讨论，自由争论，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要鼓励个人的研究。但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看出来，才能为大家所注意。”

　　在１９８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周扬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问题。他设问：“为什么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问题呢？”“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象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么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国到处热气腾腾，人才辈出。要表现这样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回避社会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我觉得，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发展生产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不调动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这是明显的道理。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我们知道，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句话，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但是在１９８４年５月重新提起是十分适时的。周扬同志的讲话使人心为之一振。讲这样的话，也反映了周扬同志自己所具有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二

　　 在文艺领域，要实现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正确领导，就要正确处理党和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党内过去长期存在“左”的思想，一个重要表现是轻视文化知识，轻视、歧视知识分子，因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的新时期，包括近两年，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决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大声疾呼，要重视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物质投资，还要有人才投资。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增加必要的文化设施，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在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搞的运动太多，时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贻误了不少人才。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封建社会尚且知道应该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问题。”“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逐渐落实，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的已有所改善。但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现在还有人认为不要知识也照样能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要反对形形色色敌视和蔑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文化，为愚昧辩护，鼓吹落后的错误论调。”１９８３年１月，周扬同志与人才研究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现在各方面都开始重视人才，这是好事。然而，宋朝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不仅发现人才不容易，了解人才也很难。因为任何人才既有长处，同时也有毛病。没有缺点的人才几乎是没有的。人才的优点与缺点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果专挑他的毛病，可以挑出很多。所以说求全责备就难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有一个过程，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理解人才。”既然人才难得又难知，就要爱惜人才，就要用人不疑。”

三

　　这两年来，周扬同志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工作，也讲了不少很重要的意见。他一贯主张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若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一是说明历史问题。真正的理论，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回答解决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且回答的准确、及时。我们说理论工作显得薄弱，文章没有说服力，就是还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譬如，有的干部，他讲了许多话，都是陈言，别人讲过的，或者是上级讲过的，所以人家感到不能解决问题。”“理论建设，要有创造性，这就需要有勇气。没有勇气，说不到创造性。……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到理论工作的勇气，没有勇气，便没有理论上的创造。陈云同志讲不要唯书、唯上，要唯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周扬同志谈过，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怀有一种责任感。他说：“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现在作家提出创作要有新意，难道搞领导工作的、搞批评工作的，就不应该有一点新意吗？新意就是探索。世界发展变化得很快，我们发表文章，发表作品，总应该有一点新的探究。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摆老资格，也不能讲一点新的意见了。也许是不能，确实老了，思想容易僵化，但是，我不愿意自己僵化而且坚决不想僵化，想跟年轻的同志一道走。”这些意见难道不对吗？对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不疲倦地进行探索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但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探索是可贵的，没有错。他还认为文艺评论必须在争鸣中发展。他多次讲过：“评奖的同时也奖评，要加以评论。文学这东西，必须在自由讨论中，在互相竞赛中发展也就是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手段来发展文学事业。这样才能促进而不会阻碍文学的发展，才能鼓励而不会挫伤作家的积极性。”

四

　　这两年，周扬同志在一些纪念性集会、学术讨论会等场合，对不少已经故世的老一辈的文学家，艺术家，发表了纪念性的讲话，写下了纪念性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不啻是一篇篇文质并茂、情理俱备的“作家论”、“艺术家论”，对我们现代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周扬同志这些“作家论”、“艺术家论”第一个特点是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历史，总是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来品评，给人物以应有的历史估价。他谈到“研究郭沫若第一位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既不要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击一点不及其余。“郭沫若同志是我国‘五四’文化革命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他称田汉同志“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他说“茅盾同志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文学事业上，茅盾同志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位开拓者，一位光辉的先驱。”“我不讲别的，仅就茅盾同志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或者作为一个文艺编辑，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是‘五四’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他还认为茅盾同志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作为十个重要流派（革命现实主义）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也是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他的功劳与贡献，将永垂史册。这些见解，无疑对茅盾研究、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极具指导性。

　　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准确、深刻地抓住人物的思想、艺术上的特征。他总是寻求用恰当的概括性语言去揭示人物的特征。他说郭沫若同志“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终郭沫若同志的一生，他都兼有学者、文学家和革命行动家双重品质。”他说“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老舍是一位热情澎湃而又严肃深沉的爱国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浅出深入，外圆内方”。“老舍是一位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语言艺术大师”，“在语言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周立波同志，周扬同志概括出他政治上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和为人为文的品格“朴实无华”。说他“总是微笑看待生活”。

　　周扬同志说过：“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时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的又一个特点是，都写得情真意切，充满真挚、深沉的感情。周扬同志所论作家、艺术家都是同时代人，有的年岁稍长，周扬同志称作前辈。现虽已人天两隔，但周扬同志执笔为文时，都沉浸在不尽的思念与深情的回忆之中。在纪念老舍诞生八十五周年时，他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他说：“他（老舍）本应该坐在我们中间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可是，他已离开我们十八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位品格正直、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的深切怀念。”他在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首先叙述了从三十年代起与茅盾的交往，讲到他们建国后曾毗邻而居，朝夕与共的密切关系；讲到茅公逝世前，为茅公转呈给中央要求入党的信，讲到他与茅公“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周扬同志与徐悲鸿先生相识较晚，但他早已心仪其人。徐先生病重垂危弥留之际，周扬同志闻讯赶去探望。事隔将近三十年了，对这位一代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过早地离开人世，他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悲痛和惋惜。尤其是《怀念周立波》更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怀人之作。虽然周扬同志，与立波同志在宗族辈份上是叔侄关系；但他们年龄相仿，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他们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虽然他（立波）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汹涌胸间，使人难以忘怀。”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真正将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溶合在一起了。

五

　　周扬同志这两年的文艺论评，还广泛接触到文学创作、古典文论研究、音乐、曲艺、杂技等方面问题。其中涉及文艺的继承与创新，民族特点，艺术语言等等理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想。他认为中国文艺理论争论了上千年的文与道的关系、文与艺的关系都值得研究。他认为古代文论里“有道有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颇有道理。他认为艺术要“留有余地”，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句话曾被毛泽东同志引用过。语言应当精炼，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艺术原则。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科学和文学要结合”。“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社会和艺术发展的总趋势。”他在《文心雕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谈话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充分阐述了《文心雕龙》的价值。“《文心雕龙》在古代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他认为，“民族风格，是个形式问题，也是个内容问题。我想，首先是语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不但文学，戏剧也很突出。”“没有地方语言，就没有地方戏，没有人民的语言，就没有人民的文艺。”在论及曲艺时，他很强调文艺要寓教于乐。文艺固然要重视它的教育作用，“而我们有时候，包括我在内，都只强调教育”。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曲艺“低级的噱头不能要，健康的噱头却是不可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幽默，就没有艺术。”这些年，周扬同志很强调文艺体制的改革与艺术上的创新。在杂技创新座谈会上，他说，“在文化上，我是赞成两点的，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改革。体制上改革，艺术上创新。”对于音乐艺术，他强调要继承革命音乐的传统，但要进行新的探索，要适应今天群众的需要。

　　周扬同志曾经讲过：“科学探索无禁区”。这两年，周扬同志以病弱之身，不辞辛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行着探索。这些探索的是非得失，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能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    （原载《文汇月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转载自一九八五午一月二十个日《人民日报》改定稿）。